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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

法律社会学

  客观法律的形式性格还有另一种发展,尽管形态上有所不同,但其对法律的形式性质所造成的影响却是类似的。例如希腊的民主制里,司法集会团体变成政治上无所不能的组织,不仅将法形成的古来担纲者——不论是政务官方面的或是卡理斯玛的担纲者——全都排挤出去,并且由自身取而代之成为法制定、尤其是法发现的唯一主导权威。我们将把下面这种状态称为“司法集会人团体的”法发现——此种状态特别是在日耳曼的军事团体里实现出来,同时也曾以相当理性修正的方式实现于罗马的军事团体里;所谓司法集会入团体的法发现就是指:法律伙伴的共同体的确参与法发现,但对于法发现并无主导支配权,只能够接受或否决法知识的卡理斯玛担纲者或官方担纲者的判决提案,因此有时也可以通过诸如判决非难的特别手段来影响判决提案。不过,光是共同体的参与,绝非此种法发现之存在的关键。因为共同体参与法发现的例子到处都有,例如非洲的多哥和俄国——鲁斯卡亚普劳达法典于前基督教的第一回编纂本的时代。这两处都有相当于审判人团的判决发现人的小圈子(在俄国是人)。多哥黑人的速种圈子是由氏族长老或地区的长老所构成,一般而言可说是往判决发现人团发展的起点。在鲁斯卡亚普劳达法典里,如上所述的,君主起初完全不在参与之列;在多哥人那儿,君主则是会议主持人,判决由长老和他共同协议商定——在此为秘密协议。不过,这两处所欠缺的是,一方面维持法发现的卡理斯玛性格,并且由“见证人”原则上站在相同位格的立场上共同致力于法的发现。在第四版的编者在此处有如下的附“本文所说的‘前基督教的编纂本’,已经为俄国的研究所否定。根据俄国本身的研究指出,此法典之最古早的编纂是在乌拉德米尔大公发布基督教改宗令不久之后(世纪末)。详见..:.},.,。”(第四版,页)非洲和其他地方,有时候似乎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形态罢了。举凡共同体以“见证人”的身份参与法发现之处,法与法发现的形式性格即被广泛地维持,因为此时,法发现并不是那些视法为当然妥当者的好恶或感觉情绪的问题,而是通晓法律者的启示所蕴生的产物,换言之,法并不是来“服侍”那些视法为当然妥当者,而毋宁是意图支配他们的。另一方面,法律通达者的智慧,就像所有的真正的卡理斯玛一样,都必须靠本身的说服力来“证明”自己,因此,借着此种强制的必要性,间接的,法律伙伴的“公道”感和日常经验得以维持相当长远的影响力。如此一来,整个法在形式上也就是“法曹法”,因为其中若无特殊的知识技术,法便无以具足理性规则的形态。不过,实质上,这同时也是“平民法”我们此处若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认为:“司法集会入团体的”裁判作为一种权力分割,乃是介于法卡理斯玛的权威与司法一军事团体的认可之间,形态变化多端的一种权力分割,那么,这绝不是普遍分布的现象。我们大可以将“法谚”的成立,归之于此种裁判的时代。法谚通常可以见到的特色足,其中混融了形式的法规范和具体而通俗的理由,诸如这样的语句:“在何处失了信,就在那儿找回来。”(,或者简短些:“手须信手。”一法谚一方面来自(法的)民众性格——经由共同体之参与司法以及俗人对于法的较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来自个人(这些人或者是训练有素,或者是略有涉猎的业余者)对于某些准则——往往一再出现的决定所显现出来的准则——的定式化,这种深思熟虑下的产物,当然常常是出自法先知。简言这两个法格言所表现的是同一个法原则。至于意汹,。之,法谚无非是“标语”形式的、零碎的“法命题”。相反的,在形式上已有某种程度发展的“法”,亦即作为有意识地下决定的准则的复合体,若无训练有素的法律通达者的决定性协力,即不可能成立,而且无论何处皆不可能存在。我们对于法律通达者的各种不同范畴也已经有所认识。从事法发现的“法实务家”阶层,除了司法的官方担纲者之外,还有“法律名家”,亦即:宣法者、判决发现人、审判人以及(有时候)祭司等。随着司法裁判越来越赋予讲求经验,并且最终要求要有专门知识,我们发现法利害关系者的私人顾问和代理人(辩护人、律师)纷纷登场,成为法实务家的另一个范畴。他们借着“法的发明”而对法的形成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至于其发展条件,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法学专门知识的高涨需求,造就了职业律师。对于法实务家在经验和专门知识上的这种逐渐升高的要求,以及因此而使法的理性化全面的向前推动,其实多半是肇始于财货交易及从事此种交易的法利害关系者越来越赋予显著的重要性。为了要解决因此而不断产生的新问题,专门的,也就是理性的训练是无以规邂的要求。此处,我们特别关心的是法的理性化的途径与命运,亦即其于现今独具一格的种种“法学”性质的发展。我们将会看到,法的理性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未必一径朝着其“法学”性质的发展方向理性化。法的这种形式性质到底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直接取决于所谓的“法学内部的”种种情况,亦即端视对于法的形成方式发挥出职业性影响力的那群人有何特质而定,一般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不过是间接的决定因素。不过,最重要的还在于:法律教育的方式,亦即,法实务家是以何种方式训练出来的。
《法律社会学》由马克斯·韦伯(德国)编写,语言为中文。
“公法”与“私法”现今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实务中最重要的一个划分就是“公法”与“私法”但是,关于划分的原则却充满了争议。韦伯此处所指的是欧陆的法学理论,特别是德国的法学理论。在那儿,公法与私法之分特别受到重视。在罗马法里,此种区分已相当清晰,尤其是乌尔比安的定义,其界定公法为“与罗马国家(公务)有关的”法律,私法则为“与个人利益有关的”法律。这样的划分对于某种政府别具实用的意义,亦即当政府虽有意针对公民本身的私人关系制定并保障一套牢靠的法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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