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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杂志的头版发表了《呼吁和平》,引起轩然大波: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丢尽了脸。
事实上,这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犯了一个极大的毛病,就是把是非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其实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计较个人的成
败利害。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畏首畏尾,真是身其余己。接着,张申府陈述他个人对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看法,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
前几年,我曾鼓吹过一个全国公认的口号,那就是“民主”、“和平”、“统一”。这个次序是有意的。意思就在:必须先民主了,然后才能和平;必须先和平了,然后才能统一。今日实际,我相信也还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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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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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张申府说了一段最不合时宜的话:
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戡乱不能止于乱,革命不能止于革。如果双方都完全标明只为和平而战,也许会出师更有名,也许会打得更起劲。如此,作战的双方既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可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可是当其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该再打![1]如果这篇文章在一年半前发表,正是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是可以被大家接受的。但是1948年10月底正是国共双方大决战的时刻。辽沈战役已经以解放军的胜利而结束,淮海战役即将展开。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时候,张申府呼吁停战,只能对国民党有利。结果此文两面不讨好,国民党方面说他“扰乱民心”,民
《观察》第5卷第9期。
盟同人则谴责他“有违民盟的政治主张”。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开会,作出了开除张申府盟籍的决定。理由是:“张申府最近于《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更复发表《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公开承认蒋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污蔑人民解放军为匪。”[1]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重申为民主奋斗决心”的报道,副题为“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夫人刘清扬的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此时,刘清扬带着子女和北平的一批民主人士到达石家庄,奔向解放区。孤单的张申府依然留在北平。在历史大转折的时刻,他却被排除在外。晚年的张申府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一方面归咎于他对解放战争进程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他说:“我写这篇文章,赚了3000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教授们那时都断粮断饷,吃饭是一个问题。储安平向我索稿,我怎能拒绝?他的杂志是当时民主刊物中销路最广的,同时一交稿就有稿费。我大概是他稿酬最高的作者之一。”[2]真令人啼笑皆非,张申府搞了30年政治,居然还没摆脱他的书生气。建国后他为此背了40年的政治包袱,这代价未免太沉重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芸生到达香港,有如脱出樊笼的感觉。他恢复了犀利的文风,在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写了《和平无望》的社评:
《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由刘统(中国)编写,语言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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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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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陈毅从华东前线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米脂杨家沟中共中央驻地。毛泽东让陈毅来陕北,一方面是听取华东野战军情况的详细汇报,另一方面是和陈毅商谈1948年作战的问题。1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陈毅商讨华野下一步作战的任务,提出要华野主力向江南跃进。
华野主力挺进江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一个战略设想。1947年7月23日他给刘邓和陈粟谭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同时,华野的一、四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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