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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共和柬共

我与中共和柬共

老伍曾经告诉我,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黎笋留在南方指挥地下工作,一九五七年越南劳动党中央召他回河内,老伍接应他从西贡先潜来金边,又安排他海路偷渡香港,才由中共接应去了广州。老伍思想沉着冷静,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是一个知人善任、又很有能力的领导同志,我们都叫他“老大”。他不懂柬语,所以经常要我替他做翻译。
他的妻子回国汇报柬埔寨情况,是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听取的。一九七五年金边和西贡“解放”前,许多越南华侨出身的柬埔寨侨干,不堪柬共的排挤,转去越南,后来中越交恶,他们又被越方囚入监狱。老伍已回中国,在桂林“中国旅行社”负责信件收发工作。他曾经多次给黎笋、阮文灵写信,营救这些同志。
在华运组织的鼓动下,“解放区”各地成立华联会,号召侨胞支持柬埔寨革命,出钱出力支持前线。华运组织还在东北区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前锋报》,在西南区办了一份《华联报》,都很受侨胞的欢迎。我们还在各地办学校,办医疗站,组织青年男女当“赤脚医生”,到农村去服务民众。
但是,我们很快就开始察觉,依顺中共的柬共,对我们华运人员却很有防范,处处予以排斥;中共将我们置于“解放区”,企图通过我们来插手柬共的工作,完全是一厢情愿。当然,柬共也没有加害我们而来得罪中共的必要,而是闲置我们,让我们在偏僻农村自生自灭。于是,一九七二年“华运”组织就自行解散,我们就去开荒种地了。
拜会苏品
一九七一年初,我和“华运”负责人之一的李林,到靠近越南边界的棉末附近的密林中去拜会柬共中央第二书记苏品。他是抗法时期的老战士,自一九六○年起担任柬共中央候补常委,一九六三年起又与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是柬共四人常委会的成员。一九七○年以后,英萨利在中国,苏品是仅次于波尔布特和农谢的“第二副总书记”,他长期负责管辖湄公河以东的东部大区工作,进城后担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的第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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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区”内,苏品和胡荣都有亲民的美誉。一九七五年胡荣反对取消城市的主张,一九七八年苏品不满波尔布特,相继被波尔布特杀害,柬共党内的优秀人物凋零,剩下的多是乔森潘那样的的机会主义者,柬共也就不堪一击了。而苏品的被杀,直接导致了部下韩桑林等人的起事,这又是柬共灭亡的直接原因,波尔布特集团对苏品因此怀恨至极。
现在对于苏品事迹的不仅记载甚少了,相反萧特的《波尔布特》一书中,充斥了对苏品的不实之词,说他是一个粗暴、武断、酗酒、玩弄女性的人,还说苏品反对“城市出来的知识分子”,从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些诬陷之词大部出自恶人英萨利之口。而我所见到的苏品与这些说法完全不同,他是一个非常温和和体恤下级的领导人。
《我与中共和柬共》由周德高(中国)编写,语言为中文。
前言


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共产革命的洗劫,在这个非理性思潮退潮的时刻,回光返照的冲动竟发生在安定富足的高棉国,它的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受中共的教唆,也妄想创造奇迹,改变人类社会形态,他们为了“公平”推行贫困;为“理念”进行杀戮……。在这个曾经是佛土的国度,留下几百万颗骷髅,和更多的等待人们去践踏的地雷。

几年前,初识从远方来的庄思明先生,他又引见我认识了周德高先生,老周住在不远的另一个州的城市,据说才结束了一间餐馆的生意。第一次相见,就见那徒有四壁的家,堆满了报刊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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