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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通过这些措施,节度使仅成为所驻府州的长官,不再是垄断一方的诸侯。后来又进一步演化为名位崇高的武官虚衔,不再参与地方军政事务。正如南宋理学家朱熹所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逐日就困弱。”[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本朝二•法制》,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
  南宋名臣汪藻曾言:“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宋]汪藻《浮溪集》卷一《行在越州条具时政》,台北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正编”本。这段议论反映了宋朝在执政大臣和三衙武官之间,已经确立严格的尊卑名分,使三衙武官唯有俯首听命而已。
  从宋初开始,枢密院长官一般都由皇帝的亲信幕僚和文臣担任。尽管也有个别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的事例,但大都遭到猜疑而很快罢黜。如仁宗时名将狄青“出兵伍为执政”,遭到文臣的极力反对,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文臣们反对的理由是“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衰乱之政”(《长编》卷一百七十二,皇祐四年六月丁亥)。在文臣们看来,“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九《论水灾疏》,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年。这样做的结果,使晚唐五代时期武夫横行的局面被扭转过来。
  “以文制武”的现象不仅在中央存在,地方亦然。北宋初,如部署、钤辖之类的军职,都是专用武将。至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真宗以后,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渐成惯例。安抚使、经略安抚使等职,往往都由文臣担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明]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八《任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
  从宋太宗开始,还实行“将从中御”的政策。每当部队出征时,他总是预授将帅阵图。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长编》卷三百五十三,元丰八年三月丁酉。。这种做法钳制和剥夺了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违背了因地因时便宜行事的作战规律,严重削弱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正如朱台符所总结的那样:“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长编》卷四十四,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由卜宪群(中国)编写,语言为中文。
  腐败是一种以权谋私的行为。所谓权,是指公共权力;所谓私,是与公相对立的个人私利。以权谋私,就是利用、窃用、滥用公共权力而满足一己之私。据文献记载,早在文明诞生前夜的传说时代,我国腐败现象就已产生。当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后,腐败遂成为附着于统治阶级身上的痼疾。这些腐败现象在每个王朝的前期、中期和后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虽然其形式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或为金钱,或为权位,但归结其根本,仍然不过是为了满足贪婪者的私欲。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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