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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棒棒”

重庆“棒棒”

表5-1 一个“棒棒”的业务清单[36][37][38]
表5-1连续记录了李云华从2008年9月1日到20日20天的主要业务项目。由此表可见,业务种类繁多、零碎,且不固定、随机性强,报道人从事的业务并非都为自己承揽。而且,大多数业务并非独立完成。在其表述中,反复出现“喊”这个词。事实上,在田野中,笔者经常听到“你喊几个?”“他经常喊我们3个(人)”“我喊了他”“昨天去北碚除渣,我喊了8个人”等表述。“喊”[39]在“棒棒”的生计过程中出现的频率极高。
语言信号“喊”表征了“棒棒”有业务需要合作时向同行发出的邀约,它使得作为个体的邀约者与被邀约者之联结成为可能。对“棒棒”而言,需要发出邀约进行合作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类为了体力上的协作;一类便于业务中的角色分工。
“棒棒”在都市谋生的方式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共同完成一项业务的情况居多。有些重体力活必须由多名熟练的从业人员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合作的不可或缺性尤为突出。还有些业务对从业者身体的合作技术有相当高的要求。为了提高效率、规避事故,从业者对抬起重物、放下重物的时机,走路、用力的步调都很有讲究。他们对劳动号子的依赖与运用就是有力的佐证。此外,绳子在竹棒上的位置、距离合作者的远近,抬重物“起身”和搁放的时机都关系着合作的有效性和同行间的道义。[40]
受访者通常表示“忙不过来就相互喊”。“喊”的规模根据业务量而定,如果一个人能完成,就没有喊的必要。“被喊”人数与业务量的大小成正比。规模较大的业务往往涉及“几十上百”的“棒棒”,比如遇到百货大楼转场、人行天桥电梯测试、重型机械搬运、拆迁搬家等业务,相邻区域的“棒棒”往往相互邀约,大规模出动。
以上合作是出于体力协作的需要,此外,还有角色分工的需要。一是技术上的分工。比如垒墙壁、筑灶台、垒石梯等业务,需要泥水工、石工,承揽业务的“棒棒”如果不能胜任,就得请有技术的“棒棒”来合作。他们甚至还可能为了谈一个好价钱,喊一个主顾不熟悉的“棒棒”,以充师傅,因为专业师傅的工价比“棒棒”高得多。二是为了讲价方便。比如他们会邀约一个适当的合作者来担当讲价的角色。比如,都忠超的爱人在馆子里帮工,店里如有业务,店主通常会照顾都,但都碍于熟人关系不便跟店主讲价,往往由小李出面讲价,然后大家一起做业务。同样,小李邻居要装修房子,小李不便跟邻居讲价,就安排一起干活的郭华权去讲价。此外,有时候一个业务本来一人能够完成,他们也会多喊一人,那是为了“避免开价在老板看来太高,相反平摊到每个人就不高了”。当然,为了争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回报,“棒棒”自有“小算盘”:“比如两百多斤,一个人担一回(次)4块钱,两个人担每人3块钱,一个人担要多一块钱,但多喊一个人要松活(轻松)一半。”
《重庆“棒棒”》由秦洁(中国)编写,语言为中文。
秦洁著的《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与乡土性)》以一个特殊的农民工群体——重庆“棒棒”(以从事人力搬运为主的农民工群体,因其手拿一根用于搬运的竹棒,重庆市民称其为“棒棒”。)为研究对象,以其所固有的乡土社会的特质——乡土性为研究主题,从都市感知的视角切入,考察这一群体都市适应的特点,探讨中国农民的乡土性在该群体都市适应中的体现,分析他们所延续的乡土性对其都市感知和都市适应过程的影响,揭示棒棒社会保持乡土性的本质特点,并由此来讨论都市化背景中底层社会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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