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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自传

《巴金自传》
作者:巴金
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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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童年生活印象
最初的回忆
“这孩子本来是给你的弟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的说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的那间屋子里做着针钱时,她常常对着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还有女佣在场)叙说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说着这话时,就抬起她的圆圆脸,用那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却想不到是一个这样淘气的孩子。”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微笑。
母亲是爱我的。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没有骂过我。她使我在温柔和平的空气里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滑的头发,常常带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头脑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不能够和母亲分离开的。我尤其不能够忘掉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
四五岁光景我跟母亲从成都到了广元县,这地方靠近陕西,父亲在那里做县官。
在我的模糊的记忆里,广元两个字比较显明地时时现了出来。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总有六七进。
我们的住房是在三堂里面。
最初我跟着母亲睡,睡在母亲的那间大的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一点灯光在抖动,这是从方桌上的一盏清油灯里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燃着。
但是我躺在被窝里,我并不害怕。我常常睁起眼睛,看着母亲的和平的睡脸。我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白天,我们进书房去读书,地方是二堂旁边,窗外是一个小小的花园。
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永远对着我们摆起那一副和善的面孔。他会绘地图,还会绘铅笔画,他有着彩色的铅笔,这是我最羡慕的。
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
一个老书僮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
在书房里我早晨认识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和我一样,他比我只大一岁多。
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我们给母亲行了礼,她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
“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
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
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女子跑了进来,露着一脸的笑容。
“陪我们到四堂后面去玩。”
她高兴地微笑了。
“香儿,你小心照顾他们。”母亲这样吩咐。
“是。”她应了一声,就带着我们出去了。
我们穿过后房的门出去。
我们走下石阶,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露出了一条宽的过道。
桑叶是肥大的,绿阴阴的。
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
“我们快来拾桑果。”
香儿的脸上放了光,她牵着我的手就往桑树下面跑。
馥郁的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我的鼻里。
“好香呀。”
满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有许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鸡的脚爪踏坏了的,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们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
“真可惜。”香儿一面说,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送。
我们也吃了几颗。
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她还在吃。
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我的两手也是。
“看你们的嘴。”
香儿扑嗤笑起来。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
“手也是。”
她又给我们揩了手。
“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
“我们快去拾鸡蛋。”
香儿连忙揩拭了她的嘴,就牵起我们往里面跑。
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倾在地上了。
我们跑过一个大的干草堆。
我们追过去。
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别的鸡也往四面跑。
“我们看哪一个先找着鸡蛋?”
香儿这样提议,结果总是她找着了那个鸡蛋。
有时候我也会找着的,因为我很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生蛋。
香儿虽然比我聪明,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见得比她少。
鸡是我的伴侣。不,它们是我的军队。
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
这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阶上有房屋,阶下就种着桑树。
左边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的地方。最末的一个空敞的房间就做了鸡房,里面放了好几只鸡笼。
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
大花鸡,这是最肥的一只,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
凤头鸡,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点,头上多一撮毛。
麻花鸡,是一只有着黑黄的小斑点的鸡。
小凤头鸡比凤头身子要小一点,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和普通的母鸡就没有一点分别。
乌骨鸡,它连脚,连嘴壳,都是乌黑的。
还有黑鸡,白鸡,小花鸡,……各种各类的名称。
每天早晨一起床,洗了脸,我就叫香儿陪我到后面鸡房那里去。
香儿给我把鸡房的门打开了。
“去吧,好好地去玩。”
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让它们来围着吃。
我便走进书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有时候要比较迟一点才放学。
我一个人偷偷跑到四堂后面去。
我睡在那高高的干草堆上,干草是温暖的,我就觉得是睡在床上。
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
我半睁开眼睛,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
周围是很静寂的,没有人来惊扰我。
“大花鸡,不要叫。再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
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踱着,高声叫起来。我叫它不要嚷,没有用。
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鸡蛋还是热烘烘的,上面粘着一点鸡毛。
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
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我便吩咐它:“不要跑呀。喂,小凤头鸡,你怕麻花鸡做什么?”
有时候我和三哥在一起,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的。
傍晚吃了午饭过后(我们就叫这做午饭),我等着天快要黑了时就和三哥一起,香儿陪伴着,去把鸡一一赶进了鸡房,把它们全都照应进了鸡笼。
我又点一次名,看见不会少掉一只鸡,这才放了心。
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我忽然发见少了一只鸡。
我着急起来,要往四堂后面去找。
“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掉了。”
香儿望着我窃笑。
“杀掉了?”
“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
不错,我吃过。那一碗红烧鸡,味道很不错。
我没有说话了。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
点名的时候,我望着香儿的笑脸,我气得流出眼泪来。
“都是你的错。你坏得很。他们来捉鸡去杀,你晓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
“你不要打我,我下次告诉你,就是了。”
香儿笑着向我告饶。
然而那只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
又过了好几天,我已经忘掉了那黑鸡的事情。
一个早上,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
我走过那石栏杆围着的长廊,在那拐门里遇见了香儿。
“四少爷,我正在等你。”
“什么事情?”
我看见她那种着急的神气,知道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
“太太又叫何师傅杀鸡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里面走。
“哪一只鸡?快说。”
我圆睁着一对小眼睛看她。
“就是那只大花鸡。”
大花鸡,那只最肥的,松绿色的羽毛上生长着不少白色斑点。我最爱它。
我马上挣脱香儿的手,就拼命往里面跑。
我一口气跑进了母亲的房里。
我满头是汗,我还在喘气。
母亲坐在床边椅子上。我就把上半身压在她的膝头。
“妈妈,你不要杀我的鸡。那只大花鸡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杀它。”
我拉着母亲的手哀求着。
“我说是什么大的事情,你这样着急地跑进来。原来是为着一只鸡。”
母亲温和地笑起来,摸出手巾给我揩额上的汗。
“杀一只鸡,值得这样着急吗?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吃的。”
“我不吃,妈妈,我要那只大花鸡,我不准人杀它。那只大花鸡,我最爱的……”我急得哭了出来。
母亲笑了。她用温和的眼光看我。
“痴儿,这也值得你哭?好,你叫香儿陪着你去厨房里去,叫何厨子把那只鸡放了,由你另外拣了一只鸡出来杀。”
“那些鸡都是我喜欢的。随便哪一只鸡我都要,我不准人家杀。”
我依旧拉着母亲的手,用哭声说话。
“那却不行,你爹爹吩咐要杀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只鸡已经给何厨子杀掉了。”
提起那只大花鸡,我忘掉了一切。我马上拉起香儿的手跑出了母亲的房间。
我们气咻咻地跑进了厨房。
何厨子正把手里拿着的大花鸡往地上一掷。
“完了,杀掉了。”
香儿叹口气,就呆呆地站住了。
大花鸡在地上扑翅膀。慢慢地移动。松绿色的羽毛上染了几团血。
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
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摩着。颈项上现了一个大的伤口,血正从那里面滴出来。
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幕死的挣扎。
我不敢伸手去摸它,我只顾恐怖地看着。
别人在旁边笑起来。
“四少爷,你哭你的大花鸡呀。”
这是何厨子的带笑的声音。
他这凶手。他亲手杀了我的大花鸡。
我气得身子发抖。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我一回头就拔步跑,我不顾香儿在后面唤我。
我跑进母亲的房里就把头靠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起来。
“妈妈,你把我的大花鸡还给我。……”母亲温柔地劝慰我,她称我做痴儿。
为了这事我被人嘲笑了好些时候。
这天午饭时桌子上果然添了两样鸡肉做的菜。
我看着那一个盘子和那一个菜碗,我就想起了大花鸡平日得意地叫着的姿态。
我始终不曾在那盘子和菜碗里下过一次筷子。
晚上杨嫂安慰我说,鸡被杀了就可以投生去做人。
她告诉过我,那只鸡一定可以投生去做人,因为杀鸡的时候,袁嫂在厨房里念过了“往生咒”。
我并不相信这个女佣的话,因为那是离现实太远了,我看不见。
“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来做菜吃?”
我这样问母亲,得不着回答。
我这样问先生,也得不着回答。
问别的人,也得不着回答。
别人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却始终不懂得。
对于别人,鸡不过是一只家禽。对于我,它却是我的伴侣,我的军队。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别的人。
然而我的一个最好的兵士就这样地消灭了。
从此我对于鸡的事情,对于这为了给人类做食物而生活着的鸡的事情,就失掉了兴味。
不过我还在照料那些剩余的鸡,让它们次第做了菜碗里的牺牲品。
凤头鸡也不能够是例外的一个。
在女佣里面,除了香儿常常陪着我们玩耍外,还有一个杨嫂也负着照应我们的责任。
高个儿身材,长的脸,大的眼睛,年纪三十几岁,一双小脚。
我们很喜欢她。
她记得许多神仙和妖精的故事。晚上我和三哥常常找个机会躲在她的房间里,逼着她给我们讲故事。
香儿也来参加,她对这事情也是很欢喜的。
杨嫂是很有口才的。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
听完了故事,我们说害怕,就要她把我们送回到母亲房里去。
夜间,桑树叶一簇一簇的遮住了天。周围很阴暗。草地上常常有声音。
我们几个人的脚步在石阶上走得很响。
杨嫂手里捏着油纸捻子,火光在晃动。
回到母亲房里。玩了一会儿,杨嫂就服侍我在母亲的床上睡下了。
三哥跟着大哥去睡。
杨嫂喜欢喝酒,她年年都要泡桑葚酒。
桑葚熟透了的时候,草地上布满了那紫色的果实。
我和三哥,还有香儿,我们常常去拾桑葚。
熟透了的桑葚,那甜香真正叫人喉咙痒。
我们一面拾,一面吃,每次拾了满衣兜的桑葚。
“这样多,这样好。”
我们每次把杨嫂叫到她的房里去,把一堆堆的深紫色的桑葚指给她看时,她总要做出惊喜的样子说话。
她拣几颗放在鼻子上闻,然后就放进了嘴里。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吃桑葚。
我们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红红的,嘴也是。
“够了,不准再吃了。”
她撩起衣襟揩拭了嘴唇,便去把立柜门开了,拿出一个酒瓶来。
她把桑葚塞进一个瓶里,一个瓶容不下,她又去取了第二个,第三个。
每个瓶里盛着大半瓶白色的酒。
《忆江南》(怀旧)南唐李后主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从母亲那里我学到了这歌儿似的叫做“词”的东西。
母亲剪了些白纸头订成好几本小册子。
我的两个姐姐各有一本。后来我和三哥每个人也有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
母亲差不多每天要在那小册子上面写下一首词。是依着顺序从《白香词谱》里抄录来的。
是母亲亲手写的娟秀的小字,很整齐的排列着。
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灯光下,我和三哥靠了母亲站着,手里捧了小册。
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我们读着小册上面写的字。
这是我们的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
我们跟了母亲读着每一个字,直到我们可以把一些字连接起来读成一句为止。
于是母亲给我们拿出那根牛骨制的印圈点的东西和一合印泥来。
我们弟兄两个就跪在方凳上面,专心地给读过的那首词加上了圈点。
第二个晚上我们又在母亲的面前温习那首词,直到我们能够把它背诵出来。
我们从没有一个时候觉得读书是件苦的事情。
但不到几个月母亲就生了我的第二个妹妹。
我们的小册子里有两个多月不曾添上了新的词。
而且从那时候起我就和三哥同睡在一张床上,在另一个房间里面。
杨嫂把她的床铺搬到我们的房间里来。她陪伴我们,她照料我们。
这第二个妹妹,我们叫她做十妹。她出世的时候,我在梦里,我完全不知道。
早晨我睁起眼睛,阳光已经照在床上了。
母亲头上束了一根帕子,她望着我微笑。
旁边突然起了初生儿的啼声。
杨嫂也望着我微笑。
我心里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这是我睡在母亲的床上的最后一天了。
秋天,天气渐渐凉起来。
我们恢复了读词的事。
每晚上,二更锣一声,我们就合了那小册。
“叫杨嫂领你们去睡罢。”
母亲温和地抚摩我们的头发。
我们和母亲道了晚安,带着疲倦的眼睛,走出去。
“杨嫂,我们要睡了。”
常常是三哥先叫唤。
“来了。”
这温和的应声过后,杨嫂的高个儿身材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她拿手牵起我们,一只手牵一个。
她的手比起妈妈来,要粗糙得多。
我们走过了堂屋,穿过大哥的房间。
有时候我们也从母亲的后房后面走。
进了我们的房间,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我和三哥睡的,一张是杨嫂一个人睡的。
杨嫂爱清洁。所以她把房间和床铺都收拾得很干净。
她不许我们在地板上乱吐痰,她不许我们在床上翻筋斗。
她还不许我们做别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并不恨她,我们喜欢她。
临睡时,她叫我们站在旁边,等她把我们被褥铺好。
她给我们脱了衣服,把我们送进了被窝里。
“你不要就走开。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她正要放下帐子,我们就齐声叫起来。
她果然就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给我们讲故事。
有时候我们要听完了一个满意的故事才睡觉。
有时候我们就在她叙述的当儿闭了那疲倦的眼睛,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什么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我们都不去管它了。
生活是这样和平的。
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有的只是平静的喜悦。
刚刚翻过了冬天。情形又改变了。
晚上我们照例把那本小册合起来交给母亲。
外面响着二更的锣。
“叫你二姐领你们去睡罢。杨嫂病了。”
母亲亲自把我们送到房间里。二姐牵着三哥的手,我的手是母亲牵着的。
母亲照料着二姐把我们安置在被窝里,又嘱咐我们好好地睡觉。
母亲走了以后,我们二个睁起眼睛望着帐顶,过后又把脸掉过来望着。
二姐在另一张床上咳了几声嗽。
她代替杨嫂来陪伴我们。她就睡在杨嫂的床上,不过被褥帐子已经通统换过了。
我们不能够闭眼睛,因为我们想起了杨嫂。
三堂后边,右边石阶上的一排平房里面,第四个房间没有地板,低低的瓦清油灯放在一张破方桌上面……那是杨嫂从前住过的房间。
她如今病着,回到那里去了,就躺在她那床上。
外面石阶下是秃了的桑树。
从我们这房屋,推开靠里的一扇窗户望,可以看见杨嫂的房间。
那里是冷静的,很寂寞的。
除了她这个病人外,就只有袁嫂睡在那房间里,可是袁嫂事情多,睡得比较迟。
这晚上虽然有二姐在那里陪伴我们,我却突然地觉得寂寞起来了。
以后也就没有再看见杨嫂。
我们只知道杨嫂依旧病着,虽然常常有医生来给她看病,她的病状还是没有起色。
二姐把我们照料得好。她晚上也会给我们讲故事。并且还有香儿给她帮忙。
我们就渐渐地把杨嫂忘记了。
“我们去看看杨嫂去。”
一天下午刚刚从书房里出来,三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一下,低声和我说话。
“好。”我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们跑进三堂,很快地就到了右边石阶上的第四个房间。
没有别人看见我们。
我们推开那掩着的门,进去了。
阴暗的房间,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触鼻的臭气。在那一张矮床上,蓝布帐子放下了半幅。一幅旧棉被盖着杨嫂的下半身,她睡着。
床面前一个竹凳上面放着一碗浓黑的药汁,已经没有热气。
我们畏怯地走到了床前。
纸一样白的脸。一头飘蓬的乱发,眼睛闭着,嘴微微张开在出气,嘴边留着一圈黄色的痕迹。一只手从被里垂下来,一只又黄又瘦的手。
我开始疑惑起来。我有点不相信这个妇人就是杨嫂。
我想起那一张笑脸,我想起那一张讲故事的嘴,我想起大堆的桑葚和一瓶一瓶的桑葚酒。
我仿佛在做梦。我又感到了哭泣的心情。
“杨嫂,杨嫂。”兄弟两个齐声叫喊。
她的鼻里发出一个细微的声音。她的那只垂下来的手慢慢儿动了。
身子也微微动着。嘴里发出了一个含糊的声音。
眼睛睁开了,闭了,又睁开得更大一点。她的眼光落在我们两个的脸上。
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好像要笑。
“杨嫂,我们来看你。”
三哥先说,我便接着说。
她勉强微笑了,慢慢儿举起手去抚摩三哥的头。
“你们来了,你们还记挂着我吗?……你们好吧?……现在有什么人在照应你们?……”声音是多么微弱无力,就像叹息声。
“二姐在照应我们。妈妈也时常来照应我们。”
三哥的声音似乎淌出了眼泪。
“好。我放心了。……我真正记挂你们,我天天,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你们。……我怕你们离了我就会觉得不方便……”她说话有些吃力,那两只失神的眼珠不住地在我们弟兄的脸上转。
眼光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和善,可是又多了一些别的东西。
她这样看人,真要把我的眼泪也勾引出来了。
我爱怜地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这只手是冷冰冰的。
她把眼光完全定在我的脸上。
“你,你近来不顽皮吗?……你还记得我。我这病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
我想不出一句话来说,却把眼泪滴在她的手上。
“你哭了。你的心肠真好。不要哭,我这病就会好的。”
她抚摩着我的头。
“你不要哭,我又不是一只鸡呀。”
她还记着那大花鸡的事情,拿来和我开玩笑。
我微微笑了一下,心里却只想哭。
“你们看,我的记性真坏。这碗药恐怕又冷了。我却忘记了喝它。”
她把眼光向外面一转,瞥见了那竹凳上的药碗,便把眉头一皱,说着话就要撑起身子来拿那药碗。
“你不要起来,不要动,等我来端给你。”
三哥抢着先把药碗捧在手里。
“冷了喝不得。我拿去叫人给你弄热。”
三哥说着就往外面走。
“你不要去,三少爷,你给我端回来。冷了喝下去是一样的。常常去惊动别人,人家会怪我花样多。”
她费力撑起身子,挣红了脸,着急地阻止着三哥。
三哥把药碗捧了回来,泼出了一些药汁在地上。
她一把夺过了药碗,把脸俯在药碗上面,大口地喝着。
听见那大的声响,我就仿佛看见药汁怎样通过她的喉管,流进了她的肚里。
她抬起头来,把空碗递给了三哥。
她的脸上还带着红色。
她用手在嘴上一抹,抹去了嘴边的药渣,就颓然地倒下去,长叹一声,好像已经用尽了气力。
她闭上眼睛,不再睁开看我们一眼。鼻里发出了低微的吼声。
我们默默地站了半晌。
房间里一秒钟一秒钟地变得阴暗起来。
我的脸对着三哥的脸,那眼光好像带了恐怖地在问:“怎么办?”
没有回答。
“三少爷,四少爷,四少爷,三少爷。”
在外面远远地香儿用了那带点调皮的声音叫起来。
“走吧。”
我连忙去拉三哥的衣襟。
在石阶上我们被香儿看见了。
“你们偷偷跑到杨大娘的房间里去过了。我要去告诉太太。”
香儿走过来,见面就说出这种话。她的脸上现了得意的笑。
“太太吩咐过我不要带你们去看杨大娘。”
“你真坏。不准你向太太多嘴。我们不怕。”
香儿果然把这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责骂我们,她只说我们以后不可以再到杨嫂的房间里去。不过她却没有说出理由来。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像水流一般地快。
然而杨嫂的病不但不曾好,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
我们经过三堂后面那条宽的过道,往四堂里去的时候,常常听见杨嫂的奇怪的呻吟声。
听说她不肯喝药。
听说她有时候还会发出撕裂人心的怪叫。
我不敢再走三堂后面经过。我怕听她那种怪叫声。
人一提起杨嫂,就马上做出恐怖的,严肃的表情。
“天真正没有眼睛,像杨嫂这样的好人怎么生这样的玻”母亲好几次一面叹气,一面对众人说着这样的话。
但我却不知道杨嫂究竟生的是什么玻
我只知道广元县没有一个好医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
又过了好几天。
“四少爷,你快去看,杨大娘在吃虱子。”
一个下午,我比三哥先放学出来,在拐门里遇着香儿,她拉着我的膀子,对我做了一个惊奇的歪脸。
“我躲在门外看。她解开衣服捉虱子,捉到一个就丢进嘴里,咬一口。她接连丢了好几个进去。她一面吃,一面笑,一面骂。她后来又脱了裹脚布放在嘴里嚼,真脏。”
香儿极力在模仿杨嫂的那些样子,她自己不觉得有一些儿残酷。
“我不要看。”
我生气地挣脱了香儿的手,就往母亲的房里跑。
虱子,裹脚布,在我的头脑里和杨嫂连接起来。我想起杨嫂从前是很爱干净的。
我不说一句话,就把头放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母亲费了好些工夫来安慰我。她一面含了眼泪对父亲说:“杨嫂的病不会好了。我们给她买一副好点的棺材罢。她服侍我们这几年,很忠心。待三儿四儿又是那样好,就和自己亲生的差不多。”
母亲的话又把眼泪给我引了出来了。
我第一次懂得死字的意思了。
可是杨嫂并不死,虽然医生已经说那病是无法医治的了。
她依旧活着,吃虱子,嚼裹脚布说胡话,怪叫。
于是每个人对这事情都失了兴趣,没有谁再到她的房门外去窃听了。
一提起杨嫂吃虱子……,大家都不高兴地皱着眉头。
“天呀。有什么法子可以使她早些死掉,免得她受这活罪。”
大家都希望她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的方法。
一个堂勇提议拿毒药给她吃,母亲第一个就反对这提议。
但是杨嫂的存在却使得全个衙门都被一种忧郁的空气笼罩了。
每个人听见说杨嫂还没有死,就马上把脸阴沉下来,好像听见一个不祥的消息。
许多人的好心都在希望着一个人死,这个人却是他们所爱的人。
然而他们的希望终于实现了。
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人在吃晚饭。
“杨大娘死了。”
香儿气咻咻地跑进房来,开口就报告这一个好消息。
袁嫂跟着走进来证实了香儿的话。
杨嫂的死是毫无疑惑的了。
“谢天谢地。”
母亲马上把筷子放下。
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就像长时期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
仿佛没有一个人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谁也无心吃饭了。
我最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
健康的杨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泼地现出来。
我终于把饭碗推开,俯在桌子上面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同时我想起了杨嫂的最后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和我们谈起了杨嫂的事情:她是一个寡妇。她在我们家里一共做了四年的女佣。临死时她还不满三十岁。
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就只是这一点儿。
她跟着我们从成都来,却不能够跟着我们回成都去。
她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所以我们就把她葬在广元县。她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坟前有没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么字。
“在阴间(鬼的世界)大概无所谓家乡罢,不然杨嫂倒做了异乡的鬼了。”
母亲偶尔感叹地对人这样说。
在清明节和中元节,母亲叫人带了些纸钱到杨嫂的坟上去烧。
就这样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
我也喜欢读书,因为喜欢我们的教读先生。
这个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种种的方法来获取我们的敬爱。
“刘先生。”
早晨一走进书房,我们就给他行礼,望着他笑。
他带笑地点着头。
我和三哥同坐在一张条桌前面,一个人一个方凳子,我们是跪着的。
认方块字,或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
母亲曾经叫贾福传过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管教我们。
但是我却从不知道严厉是什么一回事。我背书背诵不出,刘先生就叫我慢慢儿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来,三哥也是。
因为这缘故我们就更喜欢书房。
而且在满是阳光的温暖的书房里看着大哥和两个姐姐用功地读书的样子,看着先生的温和的笑脸,看着贾福的和气的笑脸,我觉得很高兴。
先生常常在给父亲绘地图。
我不知地图是什么东西,拿来做什么用。
可是在一张厚厚的白纸上面绘出了许多条纤细的黑线,又填上了各种的颜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还有许多奇怪的东西,如现今人们所称为圆规之类的。
绘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绘。那种俯着头专心用功的样子。
“刘先生也很辛苦呵。”
我时时偷眼去望先生,不禁这样想起来。
有时候我和三哥放了学,还回到书房去看先生绘地图。
刘先生忽然把地图以及别的新奇的东西收拾了,就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我今晚上给你们画一个娃娃。”
这娃娃就是人物图的意思。
自然我们的心是不能够等到晚上的,我们就逼着他马上绘给我们看。
如果这一天大哥和二姐三姐的功课弄得很好,先生比较有多的时间,那么不必要我们多次请求,他便答应了。
他拿过那一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就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那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或者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来涂上了颜色。
“这张给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
一张一张地增加着,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好几十张图画了。
做了一个缺少着玩具的孩子,所以我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
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的房屋……它们在我的头脑里活动起来。
但这些画还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一张更大的画:有狮子,有老虎,有豺狼,有山,有洞……这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画里面看见过,先生却不肯绘出来给我们。
有几个晚上我们也跑到书房里去逼着先生要图画。
大哥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夜书,他大概觉得很寂寞罢。
我们看着先生绘画,或者填颜色。
忽然墙外面起了长的吹哨声,在这静夜里尖锐地响着。
先生停了笔倾听着。
“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呀。”
先生似乎也怜悯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
“他现在又要换马了。”
于是低微的马蹄声去远了。
那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要专差送达的。他到一个驿站就要换一次马,还有别的预备,所以老远就吹起哨子来。
一个下午先生费了二三天的工夫把我渴望了许久的那张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的图画绘成功了。
我进书房去的时候,正看见三哥捧了那张画在快活地微笑。
“你看先生给我的。”
这夸耀使得我的眼泪因妒忌而要流出来了。
这是一张多么可爱的画,而且我早就梦见先生绘出来给了我的。
但是我来迟了一步,它已经在三哥的手里了。
“先生,我要。”
我红着脸,直跑到刘先生的面前。
“过几天我再画一张给你。”
“不行,我就要。我非要它不可。”
我马上就哭出来,任是先生怎样劝慰,都没有用。
同时我的哭也没有用。先生不能够马上就绘出同样的一张画。
于是我恨起先生来了。我开口骂他做坏人。
先生没有生气,他依旧笑嘻嘻地给我解释。
然而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和二姐把我半拖半抱地弄进母亲的房里。
母亲摆出严肃的面孔说了几句责备的话。
我止了泪,抽泣地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
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并且她要贾福去传话叫先生打我。
我抽泣地让贾福牵着我的手重进了书房。
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而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
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结好那散了的鞋带。
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旁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通统送给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
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儿莫名其妙。
“我都不要。”我没有留恋地回答他。
在那时候我确实有着“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到处撒布着生命的春天。
嫩绿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
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
每一张皮纸上面播了芝麻般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
以后母亲再摊开纸来看时,大部分的蚕卵,都陆续成了极小的蚕儿。
使人充满了好奇的愉快的蚕儿的蠕动。那样小的东西。
但是蚕儿一天天地大起来。
使人充满了更惊奇的喜悦的那么迅速的繁殖。
家里的人为了养蚕这事情忙碌着。
大的簸箕里面布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叶。
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着,就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
每晚上夜深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洋烛。
有时候我没有睡熟,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走路。
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
淡绿色的蚕子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只是一片沙沙的声音。
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子,就觉得心里被人搔着似地发痒。
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
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
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的缘故。
大哥很早就有个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使他过着两三天的痛苦的生活。
“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竟然得着了这种病症,时常使他受苦。”
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见着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病的药方,那时候在我们那里根本没有西医。但是女佣们的肚皮里有着种种奇怪的药方的。
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
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病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了。
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是买不到黄酒的。母亲便请父亲在合州去带了一坛来预备着。
接着她就开始养蚕。
父亲对于这事情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次忘记加了桑叶就使蚕子饿死了许多,后来稍疏忽了一点又被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子去。她因此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怕她再遇着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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