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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论剑

(5)
  在那些拥有辉煌过去的民族与国家里,人们有着完全自己的、其他民族无法进入的思维和内心。这一点,上帝是知道的。
  世界上只有西方的声音,只有英语的声音是危险的。世界需要多种声音,媒体需要世界大战,真理越辩越明,仗越打越精。虽然华语媒体力量还不够大,目前只能打游击战和持久战。这种战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谁,而是为了让世界更精彩。
  2狐狸在谷仓空地边的自由
  法国的文化官员指责美国人的媒体大战和传播“无国界”的主张是提倡“狐狸在谷仓空地边的自由”,因为鸡在这里不是对手。西方的话语权会使身处弱势国家的文化或发生贬值,或逐步消解,在西方压倒性的声音中孤立无助。
  人们身上一些固有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在阻隔跨民族的文化交流。
  ●人文中心主义
  大多数人习惯将自己的文化看做中心和所有事物的标准。这是一种“从本群体的角度看待其他民族的、将自己的习俗和规范作为所有评判标准的无意识意向”。我们将自己,将自己的种族、民族或社会群体置于宇宙的中心,并将其他的群体分别置于相应的位置。他们与我们越是相似,就越接近于我们的位置,他们与我们区别越大,我们就把他们放在遥远的位置。
  ●理所当然
  一般来说,人并未意识到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是受其文化影响的,而其他文化里的人们有着其他的、自己的看问题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和规范。大多数人,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文化,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世界“本身”就像它所表现的一样;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世界是由无数的“理所当然”组成的,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些东西、人物、过程、关系,也是“自然的”和“上帝所希望的”。
  ●优越感
  人文中心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于其他的文化,为了抬高自己的文化而贬低其他的文化。“西方人”当然也不例外,至少在现代开始以来,欧洲人——包括受其影响的美国人——都相信自己拥有地球上唯一的、真正的文化和文明,自己是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楷模。当其他地区和文化的人们并不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时,他们会显得大惑不解。
  ●民族主义
  当民族认同感上升到人文中心主义时,问题就来了,它意味着对本民族的高歌颂扬以及对其他民族的贬低和蔑弃。当双方的思想发生碰撞,产生了明显的误解时,人们常常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理所当然的思想,而更愿意将问题的出现归咎于对方的愚蠢、傲慢或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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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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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放的天空”之下,跨文化交往的频率不断增加,但数量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改善。
  如果在观念和方式上不加以改变,这种交往则会加深认识问题的既定模式和偏见,特别是当人们用自身的利益来充当裁判的时候。美国人对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的看法颇能说明问题。起先,工业需求占了种族偏见的上风,中国人被认为是“我们所接受公民中最有价值的”,他们是“最守秩序、最勤奋的公民”,他们“节俭、从容、不好出风头、和善,具有高度的适应能力”。但是,一些年之后,中国人的工作成绩使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雇员的竞争对手,这时,中国人就成了“一个陌生的民族”,“顽固坚持自己的习俗和法规”,他们“想回中国,把财富带回家乡去”,他们“排挤了白人工人”,“习惯肮脏而令人厌恶”,“虚伪谄媚”,“狡猾险恶”,是“不受欢迎的工人和居民”。
  在这样的心态下,无法产生令人心悦诚服的交流。
  强势的西方媒体如果想消除其他地区人们对文化同化的恐惧与抗拒,就必须在跨文化交流上作出努力,认同其他地区的文化,弄清楚别人在想什么,他人表达的意思与自己的理解是否相同。
  德国文化人类学家马勒茨克说,要想让交往出现积极的成果,就不能是刀光剑影、怒目而视,而要懂得“善”,“善”才有良性的竞争和理解的愿望。交流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
  ——交往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交往是深入的。
  ——双方争取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或在更高的层次上双方具有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
  3争夺话语权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
  2004年12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畅销书《2004语录》,这本书里收录了刘长乐的一句话:“争夺话语权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
  这句话不是兴之所致、随手拈来的,而是一个办了20年传媒、走遍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传媒人的肺腑之言。
  当中国人终于知道,信息可以决定和改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时,他们开始了一个属于华人的梦想:维护华人的话语权,让世界听到华人的声音。
  ●话语权之梦与背道而驰的现实
  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五分之四。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和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形成了文化霸权。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那些致力于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历史框架的学者们,经过3年的调查,提出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主张。他们认为,现代跨国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在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受害者不仅仅是第三世界,甚至可能是欧洲和美国自身。
  但是,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梦想不仅没有实现,媒体霸权和媒体帝国反而愈演愈烈。中国人认为,目前这个世界的格局是,一个“信息霸权国家”,十几个“信息主权国家”和大多数“信息殖民地国家”。
  ●局部的繁荣与整体的弱势
  据2003年12月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记载:中国目前有电视台3540家,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93.65%,覆盖人口10亿。中国目前已经组建了40余个广电集团、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中国传媒企业的总资产接近1000亿元。
  一方面,中国占世界传媒受众的20%,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达到5000亿元,号称是世界上传媒受众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王者之国。另一方面,这种局部的繁荣不能改变中国媒体的整体弱势。中国的2100种报纸、8800种期刊、3000多个广播电视频道加在一块儿,其实力竟然还拼不过某一家西方通讯社。
  美国传媒集团时代华纳的财报显示,2004年第四季度,该公司销售额为111.2亿美元,净利润为11.3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一年所有报纸广告收入和发行收入总额300亿元人民币的3倍多。《纽约时报》2002年收入32亿美元,相当于近250亿元人民币,一张报纸几乎打败天下。
  专家称,中国媒体在运行中存在三大缺陷:一是有国际眼光缺世界意识,对国际新闻的处理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二是有改革感觉缺改革举措,不能通过自身的变革获得发展动力;三是有研究需要缺研究动作,缺少理性思考,使传媒从业者的行为模式明显滞后。
  ●只有一个立身之本
  在争取华人话语权的大战中,中国需要集体英雄主义。一个共同认可的凝聚力,就是中华文化。这是全世界华人的文化血型、精神之河和立身之本。一个国家的实力必定是文化的结晶,政治、军事、经济是文化理念的延伸和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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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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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的一位观众写了一封信,说非常钦佩贵公司的两位主持人窦文涛和曾子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两个为中国人追求良知的主持人。对于一个视诚信为生命,讲求社会责任的媒体来说,凤凰卫视自觉承担着帮助人们发现良知,追求良知,传播良知。因为良知代表了人性中最崇高的情感。
  刘长乐说,凤凰乐意做一个出口,让中国民众拥有更大的知情权,更好地融入世界;同时,凤凰也乐意做一个入口,让西方人通过凤凰了解中国。
  ●“误炸”让凤凰发现自己的未来空间
  中国媒体报道,1999年5月9日,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了中国大使馆。这一天,是一个改变许多中国人理想与世界观的分水岭。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重新定义;对于民主与人权梦想破碎的切肤之痛;对于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定位;愤怒、悲情与理智;电视传回的遥远的、悲惨的图像,切入生活、刺痛心灵并影响国家、个人命运等等。而对凤凰卫视来说,“思考这一切使它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未来空间”。
  重要的是,当美国媒体“枪口一致对外”,以“误炸”为由替美国政府辩解时,凤凰卫视没有在极度的愤怒中谩骂。
  凤凰卫视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发出质询,认定当天北约所说的“误炸”是不可信的,根本经不住推敲。这是最早发表对美国“误炸”解释的反对立场的声音:美国不但违反了国际公约,也是人道主义的一次历史性倒退。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评论说:“凤凰卫视抓住了一个先机,在事件发生15个小时内,就制作了专题节目,并把握住了一个准确得如同研判好的主题,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为当时民众压在心里的那把火,起到了点燃的作用。”
  30多个小时后,内地学生们开始在美国大使馆前游行。凤凰卫视对学生上街游行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它的一位评论员说:这次事件其实说明了,在国际游戏规则中,实力是第一位的。中国学生上街声讨,令我想到五四运动。另一位评论员则强调:“学生的反美行动,表明民气可用。”“20世纪最后几年发生这样的事,中国的学生运动警告,中国在国际事件中,要有自己的定位与形象。只有与自己相匹配的规则与国际地位,才会使中国在复杂的世界里,达到最大的赢面。”《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在报道中说:“看来中国人真的愤怒了。”
  在中国人愤怒的顶点,凤凰卫视又通过主持人之口表达了清醒与理智的重要。“除了愤怒,我们的出发点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诉求点。中国除了要让北约为此事负责、道歉外,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本国的事务,如何达到我们国家的强大,这是一次机会。实力的强弱,决定了一切国际游戏的规则。美国的霸权主义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游戏规则,值得中国进行研究。因为美国今后将仍然会信奉自己这种现实的主义与方式。中国要在这一轮新游戏规则中胜出,就要用自己的实力去改写这个规则。”
  与官方的媒体相比,凤凰卫视显得更自由,更中立,更粗糙。现场学生声嘶力竭的呼喊,震荡人心的罕见场面,尖锐自由的评论,几乎可以指出方向的报道要点,都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凤凰卫视的欧洲台、美洲台把这些声音完整、准确地传递到了西方。事实上,美国官方已经感到了这家电视台的力量,因为凤凰总是在说理,说理比谩骂更凝重,更有力。话语权是必须争夺的,在争夺中,中国会逐渐被世界理解、接纳,从而避免许多误会与灾难。
  世界不会因对抗而天下太平,但是有时候,恰恰是因对抗而产生了理解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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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刘长乐相关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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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否要用卫星和有线电视使世界由多样向单一发展而不给其他地方留有一席之地?我觉得有这个危险,它的一个好处是世界可能变得更加平静,而且更加繁荣。但是具有特色的东西将会越来越少。
  ——在默多克大力鼓吹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时候,他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从他的话音里,人们可以体会到媒介全球化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在经济上,发展一个活跃的传媒产业的好处显而易见。全世界的媒体行业一共创造了1万亿美元的财富,并且仍然以每年7%的速度稳步增长。没有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应该被这样一个回报丰厚并且快速增长的财富源泉排除在外。
  ——默多克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演讲。
  电视明星必须是真正的记者和真正杰出的人物。“造星术”的关键是这个人本身就是一块能敲击出火星的金刚石,而不是一堆稀泥。
  ——制造电视明星是美国人的特长。默多克对此心领神会。
  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所谓梦,不能是现实的翻版,也不能空泛缥缈,应该是天马行空,有鸟语花香,也有刀光剑影。我的传媒老板的梦,就是向一切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做梦的舞台,给他们一个发挥造梦潜能的空间。
  ——刘长乐希望世界各地的华语媒体不要“窝里斗”,自己人“死掐”,到头来是大家一块儿被“掐死”。他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和”。大家要像道教的图徽的“阴阳鱼”一样,一白一黑两条鱼拥抱在一起,白鱼眼睛黑,黑鱼眼睛白,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依存,共图大业。
  凤凰在很大程度上是瞄准全世界的媒体,现在路透、美联等西方大的媒体,都用我们的新闻。这实际上就等于把华人的立场所解读的新闻,通过凤凰披露到全世界去。
  ——过去这种情况很少,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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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西方文明与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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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东方和西方的区分就已经清晰,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比德斯的《酒神与女祭司》,为西方人塑造了代表东方的波斯形象。尔后,在地中海诸文化的进攻与退却、征服与反征服、分裂与重组的变动中,希腊和希伯来合成了以西欧为核心的西方,伊斯兰文化形成了作为西方对立面的东方。在西方的传世名著中,这个东方一直被书写为一种异质而不善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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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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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东方和西方的区分就已经清晰,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比德斯的《酒神与女祭司》,为西方人塑造了代表东方的波斯形象。尔后,在地中海诸文化的进攻与退却、征服与反征服、分裂与重组的变动中,希腊和希伯来合成了以西欧为核心的西方,伊斯兰文化形成了作为西方对立面的东方。在西方的传世名著中,这个东方一直被书写为一种异质而不善的形象。
  巴基斯坦籍的美国知名学者爱德华·赛义德说,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和基础,以西方科学为标准,以西方思维来进行总结的。因此,西方的东方学是西方对东方的“言说”“书写”和“编造”,是他们眼中心中自以为是的东方,绝不可能是真正的东方。西方对东方的言说和书写,在认识东方的同时也遮蔽和歪曲了东方。
  但是,现代的东方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当今世界,“从地理上一分为三:中心地带、中间过渡地带和边缘地带,由此形成世界分工,边缘地带服从中心地带的需要”。这是一种现代国际传播模式,由于这种模式从中心向边缘渗透,从而导致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赖。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又不得不如此的逻辑。
  然而,一种更成熟的观点认为,随着世界的进步,未来的文化,将是各种富有代表性的文化逐渐融合,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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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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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之五:中国人需要来自不同世界的文化
  默多克:新闻集团为什么一定要进入中国?因为我们对中国既怀有憧憬,又抱有信心。中国拥有13亿人口,电视市场的前景广阔而有待于开发,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行改革,他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取得的成绩令人尊敬。我相信中国具有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媒体和娱乐中心的潜能,也相信中国人民需要来自不同世界的文化。
  刘长乐:从20世纪后期开始,西学东渐之风再起,科技、知识、商业规则、民主人权意识、数字化、信息化……如滔滔江水,涌进中国,并开始真正影响和改造中国人的生活,也大大推进了中国政府的改革速度。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需要这些先进的知识来推动历史的发展,吸纳和融合优秀的外来文化本来也是中华文明的特征之一。
  默多克:一些中国人担心我们是来掠夺资本的,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当然,这样并不表明,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坚定地做下去。首先得承认,传媒是商业,我们必须赢利。但利润并不肮脏。因为这是支付演员、制片人,以及其他所有维持一个商业机构运转的费用。利润是成功的标尺,也是生存之本。传媒业为了生存必须商业化。这是起点,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也不是全部内容。它必须能凝聚社会,繁荣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社会责任感。
  刘长乐:媒体的责任感及其在中国改革中间扮演的角色,我觉得默多克先生领悟得非常到位。媒体在促进中国开放的进程中间,应该起到一个推手的作用。譬如曝光一些事情,它的力度应该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整体节奏相吻合,是一种良性的互动,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比较融洽。
  默多克:新闻集团在整个世界的媒体经济中是非常独特的。我们新闻集团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化的媒体商业机构。我们不仅仅关心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我们着眼的是整个世界。世界上每一个大洲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媒体活动囊括了报纸、电影以及广播电视。我们繁荣了印度的电视市场,增强了英国媒体的竞争,为美国公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中国,还将有更多的投资以及合作的项目,我们正在努力实践这一点,新闻集团注定要在中国扮演积极的角色。我相信媒体能够推广新的观念,为社会带来有益的改变。我想,在这方面,刘先生是同意的。
  刘长乐:我认同默多克先生对媒体作用的总结。实际上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看,改变还是相当明显的,政府不是没有看到媒体的作用,而是在有序地放开。待以时日,实现这个理想是可能的。
  默多克:刘先生提到了“西学东渐”的问题,我对此是感受很深的。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有不少差异,怎样才能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呢?我们新闻集团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实践和磨合,我们已经取得了经验。现在,我们对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独特的文化品味和国家利益,是非常注意的,特别是如何适应东方国家的情况,我们新闻集团总是在研究,探讨成功之道。
  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发生了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快了融入世界的脚步。我认为,这是中国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对外开放,也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事实证明,这个融合是成功的。下一步就是,中国媒体透明度要增加,而且要遵守国际上的法律准则。这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更高一个层次上的融合。
  刘长乐:凤凰卫视从立台的那天起到现在,始终都在向“做开放媒体”的方向努力,从某个角度来说,凤凰在意识形态上提早打开了国门,让老百姓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凤凰出现的本身也体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它是开明政治的一个体现,这是谁也不能忽略的。在2004年开始的时候,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和媒体都不约而同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坚守人的价值。中国正在努力地成为一个世界的大国,而大国必须有良好的形象。这个形象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承认人的价值,所有的法律都应保障这个价值的庄严和神圣,承认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人的尊严高于一切。种种努力,都是在传递一种进步,表明中国正在出现以人为本的政治文明。
  默多克:我很高兴听到这些。媒体对国家和企业的作用绝不仅仅是赚钱,还要能对社会起到持续推动的作用。因为作为一项产业,它处于几种不同的市场的交叉点上——科技、制造业、零售业、市场营销、广告——媒体的发展能够强有力地激励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刘长乐:中国媒体因为种种原因需要一个逐渐成长和独立发挥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推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媒体发展的重大决定性因素。其实,西学东渐除了让我产生振奋以外,也带给我压力和忧虑。我是中国人,不喜欢东方古老文明在国际氛围里衰弱,也不满意西方人对我们误解和曲解。我觉得传媒人有责任和义务主动推介自己的文化,让世界人民了解你。交流应该是双向的,我们既要顺应西学东渐,也要主动推进东学西渐,让双方的文化融合起来,让中国优秀的文化在西方世界发挥它应有的影响力。值得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凤凰的推动已经越来越有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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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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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多克:我知道,文化的融合可以创造许多辉煌。我们先去了英国,然后去了美国,之后去了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我们明白,只要遵守跟当地人民生活在一起的规则,理解他们的文化,招聘他们的人员参与经营这个企业,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就会获得成功。新闻集团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注意坚守与本土化结合的原则。现在说我们成功,那是因为我们首先学会了包容,其次抓住了机遇。我因此能理解你的心愿,未来我将会尽量提供你所需要的帮助。
  刘长乐:感谢您的信任与支持。实际上,凤凰的融合概念做得是不错的,无论制订策略还是制作节目,我们都体现了一种“东西南北大荟萃”的基础理念,既强调了以北方文化为主体的内地文化与南方港台文化的融合,又重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凤凰这个名字就体现了它是东西方文明的窗口,融汇了双方信息。
  默多克:我喜欢东方文化,我的家族就有爱好中国文化的传统。我的父亲收藏过许多中国瓷器、陶器。我现在的妻子是中国人,具有典型的贤妻良母的品德。中国是一个有着非常悠久的伟大文化的文明古国,如何进入中国文化,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怎样学习这个文化,如何在这个文化中生活,都让我深思。希望有机会能制作出中国人喜欢的节目,或者出版中国人喜欢的书籍。
  我们希望了解中国文化,了解这个国家,我其实已经爱上了它。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座桥梁,把中国文化、华夏文明介绍到西方,让西方了解中国,为中国赢得尊敬,这对东西方都有好处。新闻集团的长远打算是:先在中国发展电视剧和汉语体育节目,以后搞纪录片,向全世界销售。
  刘长乐:其实,我们两人的合作也是一个融合的范例,不过是在更高起点上的融合。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华人电视媒体的收视奇迹,从传媒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也为同行提供了示范。
  今后,凤凰还将在推动东方文化传播方面作更多的努力,以主动的姿态去触动西方。过去,我们曾经赞助过内蒙古合唱团到维也纳演出,也曾经组织了大型电视行动《千禧之旅》《欧洲之旅》《两极之旅》和《走进非洲》,努力传递东方文化的灿烂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现在的思考和努力是,怎么样把中国哲学——佛学的——儒家的——道家的,这些传统的优秀的理念和文化更有效地向西方推介,给西方文明注入一点东方智慧。
  默多克:新闻集团也曾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办,今后还将大力投资美国的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教育。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了。在纽约投资了唐人街的中英文“双语学校”,向该校提供了3年资助,用来解决学校聘用教师和购买教材的资金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起点,我还呼吁美国教育当局广设中英双语学校,至少应在高中开设中文选修课。各阶段的教育也应包含有关中国语言文化的知识。有调查表明,全美高中毕业生中80%的人不知道毛泽东,25%的人不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隔着的是什么大洋。这种无知,将严重影响到美中之间的相互了解,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我愿意为改变这个现状付出努力。
  刘长乐:其实融合并不意味着只要共性,不要个性。应该相对保留个性,同时处理好多种文化的有机结合。我们热爱个性远大于强调共性,但在企业文化、企业精神方面,却又要用两岸三地文化中共性的东西来统一。比如理想主义、创新意识,比如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等等。不一样的部分要先接受,再整合。在管理上,要用拼图的方式,把每个人放到适合的位置,站在公司的利益上,完成整个板块的和谐与统一。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个性,而是怎样保留你的个性而不伤害集体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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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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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默多克与刘长乐的博弈
  近几年,中国大搞“招商引资”,好像外国人的钱特别好赚。可是,等到把贵客迎进了门,才发现,这是一个“狼外婆”。研究一下中外企业合作的案例,人们会发现一些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合作合资,目的是为了叼走中国市场这块肥肉,而不是为了“帮助第三世界”的兄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家化出巨资回购自己亲手交给外国企业的中国名牌产品:“露美”和“美加净”。差不多与他们同时回购自己品牌的还有北京宝洁的“熊猫”洗衣粉。上海家化有90年的历史,其化妆品在中国家喻户晓,“美加净”1989年与联合利华合资前,占有全国化妆品销售总量的10%,出口量全国第一。但在合资后,“美加净”产量一年不如一年,联合利华还对其采取了一项致命的措施:降低价格。与“美加净”有同病相怜之痛的“熊猫”洗衣粉却被宝洁公司提价50%。
  从联合利华对“美加净”的降价,到宝洁对“熊猫”的升价,跨国公司在不动声色中,就破坏了国产品牌的消费者定位,使其流失了自己的消费群体。一番痛心疾首后,中方企业回收了这两个著名品牌,但是逝去的时机却使他们霸业不再。
  这个事例起码说明了四个问题:其一,在中国,洋品牌未必比中国本土品牌好用;其二,在本土,洋人未必比中国人更会经营;其三,中国的品牌未必没有竞争力;其四,不排除外国人是想借你的窝下自己的蛋。
  在中国,合资发展并不比独自创业容易,尤其是当合作双方的价值取向不同时。
  从商业的角度看,刘长乐与默多克合作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战略目的不同的矛盾。凤凰卫视就是这个矛盾的“结”。
  刘长乐办电视,目的是维护华人的话语权,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
  默多克把StarTV中文台交给刘长乐办,是为了变相进入中国内地。
  尽管双方在凤凰卫视的股权上份额对等,但从节目的风格和文化取向上看,凤凰卫视承载的却是刘长乐的理念,与默多克的观念相去甚远。
  两人合作遇到的第一个矛盾是:究竟什么样的节目才有市场?
  新闻集团的节目定位是:娱乐娱乐再娱乐。而刘长乐却以对内地市场的理解,提出“凤凰卫视的定位应该在政治需求方面开拓市场”,“中国的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更渴望优秀的新闻节目”。对此双方分歧很大。
  虽然凤凰的早期定位是城市青年台,但刘长乐做新闻的决心不动摇。当时,包括直接参与创立凤凰的StarTV首席执行官戴格里都反对刘长乐。好在董事会的定位分工是明确的,即刘长乐负责节目制作、市场推广、广告经营,在董事局各方意见对等的情况下,他有多一票的否决权。最终的事实证明,刘长乐是对的,而默多克也从中学到了至关重要的一招: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更需要新闻而不是肥皂剧。
  对刘默合作,时代华纳的一位官员断言:“凤凰卫视的合资双方将会有一方在具体操作上出局,充当单纯投资人的角色。”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默多克是输家,就错了。默多克要的是市场和利润,只要能赚钱,没有什么节目是不能做的。他的商业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进入中国市场。通过种种向中国示好的行动,他们获得了回报:在中国三星级以上酒店可接收的22个境外频道中,新闻集团占了7个。
  有媒体撰文指出:在默多克未来的媒体帝国版图中,凤凰的位置似乎正在下降。
  对此,刘长乐的回应是不在乎。
  默多克对刘长乐的态度一直是友好的。凤凰卫视是他与刘长乐一起打造的一只大鸟,默多克很乐意让刘长乐去操控这只鸟,飞翔在中国的上空,而他只是作一种远距离的观察,从这只鸟的动作上去判断风向和温度,为自己的嫡系和王牌部队进入中国内地作准备。
  他更愿意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他愿意在观察凤凰的过程中等待或偶尔出手。
  默多克借刘长乐的力,反过来,刘长乐又借默多克的力,借力发力,也许就叫合作。
  就在默多克的视线之内,凤凰卫视中文台很快成为一个传媒集团。它对世界的覆盖不是理论上的,它在美、英、法、俄、澳、日等世界主要国家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自己的频道落地,拥有可靠的收视率,并开始在一些国家进入主流社会。凤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影响可以用巨大来形容,在美国的活动力也不可小瞧。
  2004年10月26日,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时,第4次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当时,有90多个中外媒体要求采访他,他只同意了两家,CNN和凤凰。就在这次采访中,鲍威尔被阮次山问到,美国是否认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鲍威尔表示,我们的政策很清楚,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台湾并不是享有主权的国家,这是我们的一贯政策,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美国布什政府在此之前从未对台湾问题有过如此明确的表态。国际政坛人士称,此次专访令台湾岛内上下震动,力量之强,前所未有。
  在一般情况下,美国国务院发布重要新闻之前,会向凤凰卫视提前通气。例如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几次讲话,都是提前半小时主动把文章给凤凰卫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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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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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乐还接受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邀请,参加了有21个世界重要媒体参加的“全球媒体抗击艾滋病倡议大会”。这其中,华语媒体有两家:CCTV和凤凰卫视。会议期间,刘长乐还单独会见了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和前国务卿基辛格。
  刘长乐对默多克这位年长他20岁的朋友与对手,充满了敬意。其一,默多克认可了刘长乐创立凤凰卫视的创意,两人联手打造了一个中国的传媒奇迹。其二,默多克在凤凰上市时,一分钱不要,把集资的钱全部用于事业发展。其三,默多克对刘长乐最大的支持,是他从来不插手凤凰的管理。当然,默多克也从凤凰那里学到了许多,如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中国市场的理解,对中国政府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懂得了东方文化之中那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这是一场真正的双赢。凤凰给新闻集团带来的最直接的回报就是财务报表上的一串串令人欣喜的数字。以前,StarTV中文台的广告收益每年只有100多万美元,凤凰卫视开播后,这个数字每年平均递增67%,直至2000年上市。新闻集团在香港共有20多个频道,凤凰的收入最高,效益最好。
  2真实邓文迪:一个大大咧咧的女孩
  1999年6月25日,69岁的默多克与共同生活了31年的妻子安娜离婚17天后,与31岁的邓文迪成婚。邓文迪是生于中国内地的美籍华人。默多克如此急切地要与邓文迪结婚,不仅使他的前妻和孩子们难以理解,就连他的发言人霍华德·鲁宾斯坦也瞠目结舌:“我唯一要说的就是没什么可说的。”
  有一种说法:默多克娶了邓文迪就是“娶”了中国市场。默多克听了这话哈哈大笑,不置可否。
  原来,默多克刚硬的外表下,有一颗柔情似水的心。
  那么,邓文迪凭什么……
  邓文迪,给人的感觉一直很神秘,问几个和邓文迪同时段在耶鲁大学读书或教书的朋友,他们都表示并不认识她,并推测她在耶鲁的时候可能跟白人交往得更多一些。
  关于默多克与邓文迪的婚姻,报纸杂志上的压倒性言论认为:邓文迪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的每一步人生选择都打上了处心积虑的烙印。但是,所有的报道都没有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他们究竟怎样开始?谁先抛出了绣球?邓文迪究竟有什么魅力?关于这段悬案,默多克的朋友、凤凰卫视美洲台台长吴晓镛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任何传言的解释。
  邓文迪生于徐州,长于广州,16岁考入广州医学院。1987年,19岁的邓文迪通过朋友结识了一对美国夫妇,跟随他们学英语,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赴美国留学。不久,那个年近半百的男人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年轻的中国女孩。而身在异乡的邓文迪不知道那究竟是对长者的依恋,还是爱情?后来,那对夫妻离婚,那男人与邓文迪结了婚。但结婚后的日子并不是想象中的美好。有人猜测说,邓文迪算计的是一张绿卡。事实上,当他们两年后离婚时,邓文迪在美国还是无依无靠,除了动荡就是困窘。绿卡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困难,更不能抚平心灵创伤。离婚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好处。
  邓文迪去美国念书的经历,被一些媒体写成是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学习经济,而实际上不是本部是分校。邓文迪本人对此是诚实的。
  就性格而言,邓文迪其实是个非常爽朗、能干的女孩。
  1997年,她作为耶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到香港StarTV事业发展部工作,租住在黄埔新村一个简陋狭小的房子里。好在她拥有许多同窗好友,也与凤凰卫视中从内地来的朋友走得很近。一次,吴晓镛和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潘红星包饺子——当时,这两个远离老婆的男人同租了一间房子——两个大男人屋里毫无温柔气息,正好想到邓文迪,一个单身女,可怜巴巴,就给她打电话。邓文迪一点没客气,兴冲冲就来了,还带了一群洋哥们儿来蹭饭。好家伙,足有五六个,搞得吴晓镛和潘红星很狼狈,忙活一天,自己一个饺子也没吃上,全让给了那群客人。事后两人一边啃方便面一边后悔,发誓以后再也不给邓文迪蹭饭的机会了。而邓文迪则笑嘻嘻的,继续跟他们打成一片,蹭吃蹭玩两不误。
  邓文迪给默多克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是一次意外机会。
  那时默多克本来安排了五天的日本谈判,可是,到日本的第一天就因为与对方的分歧太大终止了谈判。他临时决定到中国的上海休息,这给他的手下戴格里带来许多忙乱。StarTV当时在上海还没有办事处,在香港总部的高层管理人员中没有普通话和英文都好的人,只有一个不够级别的邓文迪可供调遣。戴格里请示默多克:安排职位较低的邓文迪作陪是否可以?默多克表示不介意。邓文迪因此获得效力机会。在上海,默多克的一切活动,全由她来安排,在和中国方面的联络和沟通上,邓文迪的文化优势和负责态度给默多克留下深刻印象。尤为难得的是,一次,默多克路过街头小理发店,看见10元人民币就可以理一次发,很好奇,非要进去理发。邓文迪无法,只好陪他进去了。结果,发现那里的毛巾全都黑糊糊的,邓文迪看不过去,赶紧自己撸胳膊上阵,抓起来就是一阵搓洗,冲干净了再递给老板使用。这样的事本来大部分中国女孩子遇到了都会干,因为这不仅仅是照顾自己的老板,还有中国人不愿意在外国人面前丢脸的情结。邓文迪从小生长在文化传统保留相对完好的广东,在那里,女人要勤劳、要照顾男人这些古训几乎是女孩与生俱来的习惯。因此,她做起来是那么自然。但在默多克眼里,这是一种浓厚的东方女人的风情,给他带来了清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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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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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种子就这样种下了。
  默多克一生的感情经历并不比其他人更丰富。他自己曾经这样总结:生活就是“一系列的连锁战争”。人们很难看到他除了生意,还对其他事物充满兴趣。“他在世界三大洲拥有漂亮的房子以及一艘游艇。但他的生活仍然很简朴,饮食非常简单,也不喜欢狂饮,宁愿搭出租车也不愿坐豪华私车。”《周日时报》的编辑安德鲁·尼尔在自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老板,“他喜欢独来独往,经常一个人旅游,他花一些时间学会了自己驾驶专机,以满足他不断周游世界的需要。”“他没有真正的朋友,他不让任何人和他保持亲近,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矛头指向他们。”一本关于默多克的传记里说:“除了工作,他就像个空壳一般。”人们很难想象,像他这样声名赫赫的传媒大王,西服居然会是已经不合身的,衬衫也是破的。在他的世界里,似乎很少有机会享受到像邓文迪这样细致的体贴照顾。
  东方女性的温馨是默多克浪漫激情的催化剂。
  默多克没有掩饰对邓文迪的好感。有一次,默多克来港会晤刘长乐,邓文迪、吴晓镛分别充当两人的翻译。他们在香港一家酒店吃饭时,大家发现默多克相当兴奋。他不停地讲笑话,还点了一瓶价值10万港元的酒,喝了一口后,不满意,就又点了一瓶价值30万港元的酒。默多克的这些不同于以往的表现,让机灵的刘长乐立刻看出了“有情况”,于是,一吃完饭,他马上就拉着吴晓镛先撤了。
  对于默多克热烈的爱情,邓文迪开始有些羞涩和矛盾。熟悉她的朋友都看出她那个时候的慌乱和犹豫——因为她必须顾及一旦答应下来,世界媒体无休无止的曝光和跟踪,以及默多克家族的强大压力。
  但是,不管怎样,69岁的默多克征服了31岁的邓文迪。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权力和金钱不仅仅是男人仰慕和臣服的对象,它们对于女人也许有更大的诱惑力。要知道,机会常有而默多克不常有。
  从事情的来龙去脉上看,邓文迪并不是巧施手段去获得嫁入豪门的机会;默多克也不是出于商业战略上的考虑才娶一个华人。大概是浪漫、才情、功利兼而有之吧。
  结婚后,邓文迪只是在家里做贤妻良母,没有在新闻集团担任职务,但在中国内地业务的拓展上,她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默多克受到江泽民的接见,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党校演讲,都有邓文迪的作用。
  默多克与邓文迪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3岁多了,活泼可爱,会讲流利的中文,她问来访的吴晓镛:“我们家人都会说中国话,就是爸爸不会,他为什么不说?”
  3融合:让每一个音符都跳起来
  2005年9月,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主持人,台湾知名作家李敖在刘长乐的安排下,进行了神州文化之旅。在北京,他大有深意地提出要看看400年前的“洋和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墓。
  利玛窦1601年到北京,1610年在北京去世。他去世后,明万历皇帝因为他翻译《几何》有功,破例把他葬在北京西郊。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利玛窦墓被夷为平地,利玛窦的尸骨被挖出来焚烧。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清政府被迫重修了墓地,并在墓旁立有道歉碑,上书:“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辱涤耻……”云云。“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又一次拆毁利玛窦墓,幸亏工作人员急中生智,建议将墓碑埋起来“永世不得翻身”,墓碑才得以幸存下来。
  李敖站在碑前道歉说,利玛窦的遭遇,说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不易,也表达了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抗拒和排斥。
  他说,利玛窦生活的那个年代,耶稣会虽然在欧洲被恨之入骨,但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学问都一级棒。这些传教士是一批很有信仰的人,为了信仰相当执著。他们除了传播宗教教义,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对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西方的科技和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很不容易,其间几经反复,一些人虽有爱国心,却没能用智慧的方法看待中西差异,最终导致灾难发生,义和团就是例子。
  他还说,爱国是好的,但是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不要用愚蠢的方法,像义和团那样闹就是愚蠢的方法。
  李敖用一种聪明的办法证明融合是痛苦的、不易的。
  在凤凰卫视内部,这种融合也是同样的不易。同事之中,有外国人,有中国人,中国人里又有内地人、香港人、台湾人和海归派。
  凤凰的香港总部以港人为多。港人按契约办事,做事情认真,一板一眼,自律,有规矩。从内地来上班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家今天有人来修厕所,我晚来一会儿,帮我顶一顶。这样的事在港人那里完全不存在。但是港人讲究“站在一米线之外”,没有承担感,有时会推卸责任。
  建台初期,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港人导演切换镜头或者在决定下一步动作的时候,必须用普通话表态,可是他们国语讲不利索,许多主持人又听不懂广东话,节目正在进行,听不懂话就误事,搞得内地来的主编急得跺脚,很恼火。有时候大型直播一播就是几十个钟头,这样交流多累呀。后来主编们想了一招,在直播间安了一个电话,不通过导演,直接告诉主播下一步干什么。香港导演不高兴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必须是我们决定主播该干什么。双方各说各的理,讲又讲不清楚,主编们干脆我行我素,就按自己的想法办。这一下,导演不干了,一直找到公司高层,拿到尚方宝剑,坚持由他们控制播出。但是,他们为此也苦练了一阵普通话,好让主播听得懂。更有甚者,双方干脆放弃了听懂对方汉语的努力,用英语讲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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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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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化冲突感受很深的主编盖会霞说,凤凰的不少主播是台湾人,大家受教育的背景不一样,观念也不同。他们有很多词用法与我们不一样,我们说水平,他叫水准,我们叫一座村庄,他就念一条村庄。我们讲挟持,他们念成夹子的夹,我把字典翻出来,说你念得不对,可是他有台湾的字典,就是念“夹”。还有台湾那些所谓“总统”“国防部”之类字眼,都需要有变通的说法。但最终大家也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像两个人谈恋爱,互相了解了,矛盾就少了。我们有一个准则,基本上翻译的东西要以内地立法为准,但是个别的词语,台湾的习惯用法,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也就接受了。
  凤凰有很多来自内地的电视创作人,工作是浪漫主义,行为是诗人式的,有时候让香港同事觉得晕头转向。香港人要求在三个月之前就报工作计划、程序,准备预算,而来自内地的同事经常对他们说,马上停下所有节目,开始直播。搞得彼此火气都很大。但几年下来,大家发现,彼此合作使每一个人的水平更高了。香港同事的应变能力强了,他们自我解嘲说,现在很能适应内地同事的领导,临时决定做一个紧急节目的时候,我们很能跟上趟了。与此同时,内地这边的编导们越来越知道,有些事情要多按照章程办,该填的表格要填。彼此间接纳了别人,同时又没有失去自己。
  融合还表现在对个性化的强调。比如,凤凰的新闻播报方式不同于任何国内电视台,主持人常常会保留他们来自内地或者台湾的播报风格,凤凰没有把他们整齐划掉,而是作为他们个人独特的风格予以保留和包装。这样的个性化方式使得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有了不可替代的亲和力,形成清新的风格。
  融合也出现在思维方式和情感交流方式上。凤凰的编辑队伍和评论员队伍以海归派为主,国际化的思维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可以与海外华人无障碍沟通。凤凰的评论员马鼎盛是香港人;李敖、石齐平、赵少康、陈文茜是台湾人;马一龙是美国人;他们的思维和内地人不一样。把这样的人吸纳进来,对开阔凤凰的视野有着极大的裨益。
  台湾来的女主播,在人文关怀、感情细腻这方面,有淑女气质和传统教育的文化痕迹。那份恰到好处的“嗲劲儿”,不是内地的女孩子能模仿出来的。很多观众就是喜欢看台湾女子的女人味,喜欢她们在感情方面独特的温馨,这就是感情层次的互补。即使是内地人,刘长乐也主张不管是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哪里的人都要有才好,代表地域文化的成分越多越好。
  刘长乐说,我们这一代来自内地的人受的教育是要“管得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和责任心,香港的同事则更讲究责任内的事情尽责,责任外的事情不“捞过界”,不混水。而我们的规矩就是要融合两方面的优点。在上市公司、电视频道的运作规则上,我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在规矩之外,你有多少个性,请尽情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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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刘长乐相关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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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成为文化帝国主义者,不能把西方的行为准则和开放观念强加于那些与我们有着不同历史、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的国家。
  --默多克反思自己的行为时,在笔记中写下了以上的话。
  在美国,几乎所有我们认为消费者希望阅读和收看的印刷品和影视作品都可以出版或播出,这种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而在英国,政府有权对每天晚上9点以前播出的节目内容进行限制,而且可以限定报纸对纯粹私人性的问题报道到什么程度。
  --由于拥有的是一家全球性媒体公司,默多克不得不考虑各国之间差异巨大的文化与风俗。
  凤凰的故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世界故事。中国和平崛起的皇皇大业,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两岸三地文化融合的高度、厚度和色彩,是凤凰成功的根本所在。而世界努力接纳中国的尝试,是凤凰能够在国际传媒之林中占得一席之地的前提。
  --刘长乐相信,善意总是能够得到回报和回应的。
  凤凰出现的本身也体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它是开明政治的一个体现。这是谁也不能忽略的。
  --回望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才知道,我们真的已经走向了民主和文明。
  融合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妥协。人类文明史就是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历史,人类从无数次两败俱伤的教训中逐渐学会了谈判妥协,从融合中求利益,进而互相尊重,达到和谐。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人们也容易接受。但是在现实中,融合却是一次打破传统和惯性的艰辛的长征。
  --刘长乐深知,融合的前提是互相尊重,互相尊重的前提是实力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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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球化与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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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热金斯基是全球公认的美国思想家,曾经成功地预言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他的下一个预言是:如果说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是因为它是第一个传播发达的社会……美国的强大基础在于它对世界传播的支配。他还说,如果全球至少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的,那么美国就代表了唯一行得通的人类演变模式,而东方国家只存在一种使人感到无聊和烦恼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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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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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热金斯基是全球公认的美国思想家,曾经成功地预言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他的下一个预言是:如果说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是因为它是第一个传播发达的社会……美国的强大基础在于它对世界传播的支配。他还说,如果全球至少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的,那么美国就代表了唯一行得通的人类演变模式,而东方国家只存在一种使人感到无聊和烦恼的文化。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说:“全球化使得变化更加迅速,既产生了更多的机会,也增加了更多的风险。简单地说,谁利用了机会,谁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谁陷入风险,谁就失败。”
  简而言之,美国人认为,所谓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
  全球化浪潮,引起了世界有识之士的忧虑。英国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说:“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信的预言。”“全球化意味着把‘竞争’两个字写得很大,把‘团结互助’几个字写得很小。”他说,谁会想到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竟会使北欧拉普兰地区的驯鹿和法国的蔬菜变得无法食用呢?科技的进步和世界的变小,物质文明的疯长和精神文明的萎缩,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癌扩散。
  默多克:传媒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假如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商业传媒体系来促进全球市场的发展,刺激消费者的价值观,那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对于任何一个21世纪先进国家而言,一个强劲繁荣的传媒产业不仅仅意味着有利可图,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艺术和知识产品的价值,远远超过它们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一个国家的传播能力——分享它的历史遗产,表达它的智慧,以及在国内外交换特殊人才,是这个国家能否进入世界强大国家行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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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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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之六:全球化不是美国化
  刘长乐:对于电视媒体与全球化的关系,近年来我经常思考。譬如,究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如世界银行、跨国公司、信息技术等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建设性的改观,那么当我们面对文化的全球化时,却不能不保持一点审慎的态度。因为经济是硬的,它的繁荣与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有阶段性。而文化是软的,其影响所及,可以在一个民族精神里绵延几千年。现在的文化全球化不是对等的全球化,而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倾泻的趋势,这是令人忧虑的。文化是不是也会“达尔文化”?这是一个难以定论的东西。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史,这份沉重谁能忽视得了?
  默多克:传媒全球化带给世界人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印度人民现在为《百万富翁》这个外来的节目而疯狂。中国有13亿人口,但从某种程度来说,电视行业还刚刚起步。虽然中国有优秀的中央电视台,其他城市也有一些很不错的电视台,但这都还不够,中国的电视空间实在是太大了。据我们了解,中国约有1亿个家庭能收看有线电视,但有2亿个家庭既看不到有线电视,也看不到卫星电视。这些人没有选择,城里人却有很多选择。我们希望能把节目带到这些没有选择的人面前,给他们带来快乐,带来享受。
  刘长乐:当然,我们也希望为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望而出力。由于在海外待的时间比较长,我注意到,西方人对中华文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是非常喜欢,他们摆放的家具、古玩、字画都是中国的,并把这些视为高消费奢侈品;一种是极度的鄙视,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华文化复杂的内涵。这种现象让我想起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目前还只是弱势文化,在夹缝中生存,声音很微弱。西方传媒和西方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本来就已经很大了,人们自然会忧虑:如果卫星电视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是否对中国文化造将成伤害。
  默多克:我们不是在推行一种文化霸权。我对中国的媒体解释过,我们不是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强加给中国人。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体育,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的信息。我们希望做的只是给没有选择的人们提供选择,传达一些不一样的声音,能使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尽自己所能去满足人们的智力需求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我来自一个记者家庭,我所受到的教育,使我认识到如果能为增添人们的快乐、丰富人们的知识、促进人们的文化理解作出自己的贡献,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传媒业就是一个能使世界更美好,能实现梦想的职业。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一直这样努力下去,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
  刘长乐:全球化大趋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直接变化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出现在每个人的家里——电视机上。比如伊拉克战争的直播报道,让我们觉得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争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传媒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把事发地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把浩大世界缩小在我们眼前的电视屏幕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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