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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或者音乐

文学或者音乐

当时我正在经历着和《红房间》里某些描写类似的生活,阿尔维德·法尔克拿着他的诗稿小心翼翼地去拜访出版界巨人史密斯,很像我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跳上火车去北京为一家文学刊物改稿的情景,我和法尔克一样胆战心惊。不同的是,史密斯是一个独断专行的恶棍,而北京的文学刊物的主编是一位和善的好人。史密斯对法尔克的诗稿不屑一顾,一把拿过来压在屁股底下就不管了,强行要求法尔克去写他布置的选题,法尔克因为天生的胆怯屈从了史密斯的无理要求。屈从是很多年轻作家开始时的选择,我也一样,那位善良的北京主编要求我把小说阴暗的结尾改成一个光明的结尾,她的理由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可能出现阴暗的事情的”,我立刻修改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我的屈从和法尔克不一样,我是为了发表作品。
我至今难忘斯特林堡的一段经典叙述。法尔克从史密斯那里回家后,开始为那个恶棍写作关于乌尔丽卡·埃烈乌努拉的书,法尔克对这本书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胆怯的性格和家传的祖训“什么工作都值得尊重”,促使法尔克必须写满十五页,斯特林堡几乎是用机械的方式叙述了法尔克如何绞尽脑汁去拼凑这要命的十五页。与乌尔丽卡·埃烈乌努拉有关的不到三页,在剩下的十三页里,法尔克用评价的方式写了一页,他贬低了她,又把枢密院写了一页,接下去又写了另外的人,最后也只能拼凑到七页半。这段叙述之所以让我二十多年难以忘记,是因为斯特林堡在不长的篇幅里,把一个年轻作家无名时写作的艰辛表达得淋漓尽致。我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自己也在苦苦地写些应景小说,目的就是为了发表,那个时代我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了不起的是,斯特林堡几乎是用会计算账似的呆板完成了叙述,而我读到的却是浮想联翩似的丰富。斯特林堡的伟大就在这里,需要优美的时候,斯特林堡是一个诗人;需要粗俗的时候,斯特林堡是一个工人;需要呆板的时候,斯特林堡就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会计师……然后他写下了众声喧哗的《红房间》。
法尔克竭尽全力也只是拼凑了七页半,还有七页半的空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他。这时候斯特林堡的叙述灵活而柔软了,可怜的法尔克实在写不下去了,他“心如刀绞,难过异常”,思想变得阴暗,房子很不舒服,身体也很不舒服,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饿了?不安地摸出全部的钱,总共三十五厄尔,不够吃一顿午饭。在法尔克饿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斯特林堡不失时机地描写了附近军营和隔壁邻居准备吃饭的情景,让法尔克的眼睛从窗户望出去,看到所有的烟囱都在冒着煮饭的烟,连船上都响起了午饭的钟声;让法尔克的耳朵听到了邻居刀叉的响声和饭前的祈祷。然后斯特林堡给了法尔克精神的高尚,法尔克在饥饿的绝境里做出了令人赞叹的选择,他将全部的钱(三十五厄尔)给了信差,退回了出版界恶棍史密斯强加给他的写作。“法尔克松了一口气,躺在了沙发上”,所有的不舒服,包括饥饿,一下子都没有了。
《文学或者音乐》由余华(中国)编写,语言为中文。
余华将这部《文学或者音乐》称作他的个人阅读之书,和声之书。所收录的28篇文章,记录了余华三十年的个人阅听史,他对经典巨作的一次次沉潜,一遍遍重读与回响,都被浓缩在330页的字里行间。在这里,他以“写小说者”的敏锐和同感力,反复叩问,引领我们走近博尔赫斯、福克纳、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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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余华

书籍:15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2] 197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3] 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4] 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5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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