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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初读老舍

(12)
  理解《骆驼祥子》的文章笔法须从材料的“考据”安排、从“车”与“人”两方面入手。“考据”是桐城文章的要领,言必有据的出发点和现实主义相通,归结处都在一个“真”字。“真”的要义既包含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的文学表/再现,也可以涵盖中国文学的既往历史,它比现实主义的特定历史概念内涵宽广。《骆驼祥子》之所以真实,主要是因为其“酝酿的时间相当的长,搜集的材料相当的多”(《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花去了老舍1936年从春到夏的时间。小说告诉我们,老舍对北平的人力车夫的生活与行为有着精细的理解与表现。这离不开考据功夫及其背后的求真精神。有了翔实求真的材料,老舍才有了他的叙事逻辑:围绕着“车”来展示车夫艰辛的奋斗历程。这个逻辑的关键枢纽是:“车”和“心”。老舍陈述其“拴桩”的结构方式,“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象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这“一切的人”便是车夫、车厂主和车的雇主们。车夫的“劳苦社会”是以“桩”为中心,不断地延展其叙述半径展开的一个呈“等进螺线”状运行轨迹的开放空间。在社会层面以外,它更是一个不断扩展其内涵的个人的心灵空间,它的扩展半径就是“个人奋斗”的不断延伸。考据的方法和“拴桩”的结构是老舍“实写/写实”的重要依凭;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老舍善于在“虚中求实”、善于做精神与心理的文章,祥子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实写的车夫劳苦社会使读者在虚构文本中能把握真实,虚中求实的内心世界则有着超越车夫阶层的作用,让人们看到代表一切个人奋斗者的精神世界,有着人类的普遍与恒久意义,可以当作一个寓言接受。
  小说开篇就遵循“实写”的章法途径。它不由事件入手,也不从人物冲突落笔,却大段排比车夫的生活,写得像关于车夫阶层的说明文。在车夫的分派别类中,祥子的“高等车夫”的地位牢牢地生了根。他为赢得这个地位所付出的血汗,他获得这个地位的过程及生活方式,现在他正进行着的奋斗,下文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所有生活内容都从这个根由上生发出来。第一章完整、概括地写出了整个车夫阶层中的祥子个人,从中引申出条条线索,编织成整部小说的结构。老舍阐明结构的内涵是“极经济的从人生的混乱中捉住真实”ii。这条条线索就是老舍捉住真实的经济而实在的手段:首要的是“车”,祥子赁、买以及在雇主家使用的车,是“三起三落”的叙事的物质依凭;其次是风、雨,严冬的寒风、酷暑的烈日暴雨,它们是祥子奋斗的对立面,若断若续地出现在拉车的过程中,成就或摧折着我们的主人公;第三是茶、饭,祥子“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对茶饭的态度标志着祥子的精神奋斗历程的阶段变化;第四是性欲,虎妞是祥子堕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夏太太是虎妞第二,白房子吞噬所有车夫的身体精力与金钱;第五是烟酒嗜好,它们耗散车夫们的生活/生产资本。分布、活动在这条条线索间还有两大要素:一个是车夫群体,祥子与他们的分与合,与他们的生活体验的共同和差异,是检验其个人奋斗的一个尺度;另一个是金钱,它决定了祥子与一切人的相处方式与感受。第一章的结尾,是比条条“实写”线索更重要的悲剧叙述方向的预示,象评书中叙述人的“埋伏”,更像古希腊呈现英雄命运的戏剧安排:“希望多半落空,祥子的也不例外。”
  小说的文章笔法还体现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形态也在古文之外加上了章回小说结构和金圣叹小说评点的诸种章法,这些笔法对写实方法进行的重构也是一大成绩。小说24章,每章都暗含着章回体对举的上下两个回目,这种篇章结构方式,到《四世同堂》百回/章本中更形突出。篇章内的内容,也常常用“草蛇灰线”的方法贯穿,13、14两章写刘四“闹寿”、父女反目,其过程是由刘四脾气的逐渐积累而最终爆发,小说中7次提到刘四“发脾气”、“要闹脾气”、“挂了点气”、“要发发威”、“越想越气”。实写而不堆砌,是传统章法对欧洲写实主义的成功改造。巴尔扎克所描写的福盖公寓因其连篇累牍读来令人头痛,老舍写大杂院则化整为零,渐次丰富发展,在反复强化中形成一个回旋的“人间地狱”的韵律。16、17、18章5次分散着写大杂院,四时八节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们也渐渐地立体化起来。大杂院中的叙述主体是妇女,又以小福子为核心,带出一个车夫之家,始终扣在了“车”的桩上。祥子最后回大杂院寻找小福子,推门碰上的仍然是一个地狱底层的女人。当祥子走向绝望的时候,又出现了“横云断山”的曹先生允诺,一时间祥子又充满着期望地去寻找小福子,然而老舍还是坚定地让他回到了悲剧现实中来。
  总体而言,《骆驼祥子》不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的翻版,也不同于俄国的现实主义。老舍的“实写”是中国风貌的写实主义,其运用古典章法的节制,成功地实现了外来写实影响的中国化,并因此创造性地实现中国小说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化。
二、生命寓言的叙事逻辑
  老舍的“实写”常常注目于形而下的车夫们和周围人的日常生活,而瞩目于“心”的叙述则被赋予了形而上的哲学与寓言意味,我们从中“看到生活的大痛苦和风波;其结局是指示出一切人类的努力的虚幻。”iii瞩目于“心”的写法,其文学思潮的背景是现代主义(“新浪漫主义”)。老舍理解的新浪漫主义的致力目标之一是“掉回头来运用心灵”,“把物质与心智打成一气”,以补现实主义“专凭客观”iv的缺欠。现代主义的“向内转”呈现出现代人的心灵悲剧,祥子的车的志愿的落空、人格的堕落正是这样的悲剧。
  就象转化现实主义一样,老舍运用新浪漫主义也富有创造性。《骆驼祥子》中的新浪漫主义因素的呈现,不像《丁》、《微神》那样作心理意识流动的描写,老舍写“心事”!祥子念兹在兹的是“车”,车是祥子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拥有自己的车,“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买车的愿望与暂时的实现是祥子“心事”叙述的起点,卖车与绝望、堕落是他的归宿,失去车就是失去生命的价值。人格的堕落与价值的失落,就是祥子的心路历程与心灵逻辑。这个逻辑与“人类的努力的虚幻”的悲剧哲学吻合一致,成为一个生命寓言。这种寓言的普遍性的追求,是不存在于现实主义叙述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论无法完整地揭示《骆驼祥子》的意义。
  祥子的起点是一个“高等车夫”,他是车夫中的超人,其个人奋斗的客观效果就是维持其不同于一般车夫的地位与价值。从“高等车夫”到“车夫样的车夫”,再堕落成为“末路鬼”,祥子的生命轨迹与发展逻辑始终是向下的。设置出这样的一条逻辑线路,老舍决定了小说的叙述重心在祥子不懈地的买车目标努力的过程,当他主动放弃其志愿追求时,这个寓言便接近于完成,小说就快要走完其叙事过程了。
  这个逻辑体现在对小说叙事时段的控制上。全书24章,前20章都在叙述祥子做成车夫中的超人、以及维持或者复归超人的奋斗精神与身体劳动。婚后的祥子、尤其经历了烈日暴雨之后的祥子身体大不如前了。但是他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志愿,没有背弃自己的“宗教”。其中为坚定自己的志愿而作出的挣扎,祥子的“心事”的叙述占了极大的篇幅。祥子与虎妞在街头谈判后,经历内心挣扎、极力抗争后仍不得不与虎妞结婚,篇幅从第9到14章,只有半个月的时间跨度。而身体垮了、舍弃了自己的志愿的、无心的祥子,历经了两年多的生活,只有19到24章的篇幅。可见老舍在《骆驼祥子》中致力表现的是人心,是人的心路历程。
  这个历程的分水岭在20章的开头:“祥子的车卖了!”老舍用的是感叹号!车被卖了,它是祥子的车,它被祥子卖了,它曾经是祥子的追求目标、是志愿、是宗教,祥子无可奈何地成为一个背弃了自己的车的人。人们热衷于讨论“三起三落”,那仅仅是一个事情进展的阶段标志,真正的心灵标志却在这里,这才是真正的“落”,是一落而不再起来。“祥子忘了是在哪里走呢”、“祥子在街上丧胆游魂的走”,老舍连续在22、23两章的开头写祥子的失魂。这时的祥子已经没有了“心事”,“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变成了一个无心的人,也是一个无心追求任何事物的人,距行尸走肉只差了一步。写心而走到这一步,小说的悲剧意义已经充分显露:哀莫大于心死!前此的祥子一直是一个奋斗者,此时的祥子则成为一个“车夫样的车夫”。老舍心目中的标准的车夫形象不如后来人们崇尚的无产阶级,他们劳苦,正因为劳苦而原谅自己的种种毛病,他们大都有抽烟喝酒赌钱的嗜好,他们会去白房子解决性欲,他们有“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的行为。祥子车夫起点的超越发展到对车夫标准的认同正是一种精神的堕落。他从不沾烟酒到烟酒成瘾,直至最后连地上烟头都要捡起来。起初他是借吸烟反思多舛的命运,借喝酒求健忘,最后烟酒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和悲剧生命的组成部分。如果让祥子仅仅成为这样的标准车夫,那绝不是老舍的叙述宗旨,他必须要让祥子真正下地狱,让他从人到鬼地体现人的精神的巨大变化空间,以及人类的奋斗与堕落之间的巨大张力。这个张力及其必然悲剧的导向正是人类生命的寓言。
  这个寓言的建构过程中,老舍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的阶级意识,这是30年代的老舍和50年代对老舍的阐释之间的巨大差异。《骆驼祥子》中的事件是简单的,不过是买车丢车,而附丽于事件的人心却是极为复杂的。人心与世界的关联、人生的哲理却不因为这过程的复杂而模糊。老舍把世界对人的规制抽象为与车关联的一个意象:“辙”,这个辙印的终端就是地狱,而地狱又在人的心里,老舍“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是什么样子”。v人的一切努力都为不走那个被规制的“辙”,但人往往挣不脱它。祥子“入了辙”,他下了地狱。
  因为是寓言,所以它就有了超越现实的意义,所以它就相对忽略了时代,时代背景的模糊是《骆驼祥子》的一大特征。韦勒克说“现实主义的理论是极为拙劣的美学,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制作’(making),并且本身是一个由幻想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vi小说过分顾及时代就会成为“新闻”和“历史文献”,《骆驼祥子》牺牲了时代性,却保全了它的寓言的象征意味。人们为了印证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考证《骆驼祥子》的时代背景vii,其实不必。时代性是现实主义论述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现实主义作品的标志。如果认定《骆驼祥子》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连时代背景都弄不清楚,这个立论的根基就不大稳固了。考证者在妙峰山进香的民俗之外,最大的证据就是“战事”。其实,战事在小说中只是某种外力的一个象征符号,任何一场不可抗拒的战争都可变成对祥子的一次掠夺,对他的奋斗成果的一个破坏。战事是推祥子下地狱的一个外力,孙排长、孙侦探合二而一是老舍对邪恶力量的抽象之后的具象还原,正如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的合二而一。
  如果说这个寓言有缺陷,那就是老舍受叔本华悲剧哲学的影响太深。夏志清说《牛天赐传》、《骆驼祥子》“两本小说都想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会有今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骆驼祥子》则用悲剧的笔法描写一个善良的无产阶级者徒然的挣扎”。祥子“为了要个人独立地过活,坚持斗争,直到身心交瘁为止。……使人想到受到了哈代的影响。”viii哈代小说的悲剧根源也应在叔本华。这个哲学渗透在老舍一系列的作品中,《离婚》、《我这一辈子》都是写人的心灵的悲剧,都与人的努力的徒然的命题相关。人的努力总是要受到外力的破坏,所以祥子“感到整个的生命是一部委屈”。如何摆脱这种委屈的处境?老舍根本没有提供任何答案。于是,人就只有敷衍生命了,祥子只有做一个“车夫样的车夫”的一条路可走,老李只有回到乡下去。至于祥子为什么必得变成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那是另有答案的。
三、非典型的“个人”
  《骆驼祥子》受人诟病最多的就是关于“个人主义”ix。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语境中,个人主义的语源在五四,卢梭和尼采是个人主义的外来源头。三十年代美国人批判尼采在文学中的影响应数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最力,西方人把现代道德动荡、一次大战的世界动乱归源于尼采。但是在中国的三十年代,个人主义的对立主旨却是集体主义。左翼思潮主张个人的反抗必须让位于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阶级斗争必须取代个性解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对个人主义的批判立足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基础上。
  老舍对祥子的个人主义的批判却另有语源。老舍不大懂政治,从欧洲回国不久的老舍对上述左翼的主张了解不深,所以他反对个人主义有另外的立场,批评家对此几乎不曾了解。夏志清也说“老舍已经开始非难带有自由主义味道的个人主义”x,误以为老舍采取了与左翼相近的立场。老舍的个人主义的对立概念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1935年老舍在山东大学讲授《文艺思潮》、《欧洲文学概论》,有这样的表述(大意):现代世界上有两大对立思潮,一个是尼采的个人主义,一个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xi。与宗教有极深渊源的老舍,自然地选择了托尔斯泰,批判着尼采。受这样的思潮影响,老舍在另一些小说中有所表现,《黑白李》中的弟兄二人分任这种思想,《牛天赐传》、《新爱米尔》、《新韩姆烈特》、《大悲寺外》都有所体现,甚至早期的《小铃儿》、《赵子曰》也有痕迹。1936年写作的《骆驼祥子》当然保留着“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的批判。
  老舍“实写”北平车夫的内容最受读者的青睐,而接受叔本华的命题,采用尼采的个人主义作为祥子的奋斗过程则是最难以接受的训诫。尼采高扬生命意志的旗帜,强调世界不是一个万物求生存的消极的过程,而是一个万物求生命力扩展的积极过程。《骆驼祥子》开篇就是祥子的生命力扩展的起点与开端,他的身体与拉车方式、他的攒钱买车志愿,都带有尼采的印记。祥子与尼采式的个人的合拍之处在于他在车夫中的超人地位,是他自己营造了高等车夫、超人车夫的形象。从这个起点出发,祥子的身心堕落的叙事逻辑就是一个强使逻辑,这个逻辑所达到的终点甚或让人们抗议了。有人责问老舍这就是他们的出路?老舍无言以答!老舍无法向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解释他的命意,老舍也无法论证他通过一个底层苦力来表达对尼采的批判的合理性。因为一个“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的困苦的击打”的车夫,他的实际生命力扩展、他的意志与世界对抗的坚韧都不是阐述尼采的恰当材料。如果老舍叙述一个小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象《黑白李》那样,那会得人心得多。祥子无法成为一个体现生命意志扩张的个人的典型。
  老舍援用尼采与中国语境的羝牾,类似于后来人们用现实主义来充分肯定《骆驼祥子》的价值。欧洲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根本不适合30年代的中国,采用这样的资源来警戒中国人不要接受极端的个人主义,最终只能落空。老舍试图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把握个人生命,他的带有宗教思想的文化立场、他的生命观乃至他的哲学寓言,对20世纪的中国人都不能发生他所理想的作用。对于自己的设想,老舍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有所动摇,动摇他的力量正是来自于他不甚了解的阶级斗争与集体主义学说。他难以在本土思潮与欧洲思潮之间进行协调,他的立场也产生了犹疑。于是,他试图通过老马之口传达对个人主义的另一种批评,因为他无法不面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病胎”。但是在老马的“成了群,打了阵”的蚂蚱的比喻和集体主义之间很难建立必然的联系,只能提供给后来的学者们种种误读的机缘。
  非常遗憾,欧洲语源的个人主义正象其它的欧洲学说一样,并不适合彼时彼地的中国。同样是提出某种理念,茅盾阐述中国社会性质的《子夜》和老舍警示人们的文化选择的《骆驼祥子》,从接受命运来说有天壤之别。那些留学欧美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逻辑,总是无法与中国的现实逻辑取得一致。老舍创造出祥子这样的个人,作为一个寓言,有时空的超越性,但是无法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过无需担忧,“典型论”并不是衡量文学的价值意义的唯一尺度。《骆驼祥子》凭其生命寓言的恒久价值、凭其对车夫特殊人群的杰出表现、凭其独到的叙述文章就足以不朽了。这种不朽也不以是否某种现实主义为前提。
四、《骆驼祥子》与诸种现实主义的辩证关系
  祥子的价值并不在其符合典型理论与否,但是明辨《骆驼祥子》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却是至关重要。因为人们习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内阐释祥子的形象,这种阐释不无种种傲慢与偏见。许杰先生嫌祥子所处的环境不典型,他的个性也不典型xii。巴人看出了《骆驼祥子》“思想本质上的反动性”,认为出于“老舍看事物的现象学的方法”,祥子被“概括成为一个世俗的类型,不是典型”xiii。樊骏先生则肯定祥子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城市个体劳动者的典型形象”xiv海外汉学界有胡菊人认为《骆驼祥子》是“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刘绍铭先生则认为是“用自然主义手法描写中国社会”xv。夏志清先生认为《骆驼祥子》“基本上仍不失为一本感人很深、结构谨严的真正写实主义小说”。xvi真是一旦涉及《骆驼祥子》,言必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一个批评解释老舍的关键词,却很少有人注意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性。其不确定极易造成偏见,固执一端更会显得傲慢。
  这些批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左翼批评理论开始发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时期的关于《骆驼祥子》够得上现实主义典型标准与否的判断,尽管结论相反,其实出发点倒是一致的,他们都唯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是尚:细节的真实之外,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另一类基本上判断其创作倾向,其差别在于“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是一种标签,而“自然主义”、“真正写实主义”稍嫌笼统。标签式的判断不值得争辩。文学史的论断相较专论的细读分析本来就难以避免笼统,它们即使难免偏颇,也因其立足于学理之上,仍不失为一家言。固执于典型论,立足于主流价值立场,不可避免地会作出强人所难的批评要求,因而姿态傲慢。但是,都诉诸于典型论,许杰先生是学理之中有少许傲慢,巴人则是粗暴的偏见,樊骏先生意在为老舍辩诬。樊骏先生力证祥子是一个典型形象,他态度谦和而力求公允,但是他无法把自己的立论基础从现实主义典型论中超拔出来,如果说他的结论中不无偏见,那是因为这个理论框架本身和尊崇它时代充满了傲慢与偏见,他是不幸受感染。
  上述的论析还不足以展开辩证,只有把创作者与批评者的现实主义概念的基本内涵的差异弄明白,才能实事求是地指证何者偏颇、何为傲慢。必须就现实主义理论使用的具体语境进行论析。首先得看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时期对现实主义的把握方式;其次是既要将现实主义概念还原到欧洲的现实主义思潮与创作的特定阶段,又要还原到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对五四个性表现的反拨的语境中;三要明白定于一尊的现实主义典型论的强制性,和自觉地利用这种强制的话语霸权的批评以及在强制之下的屈从与敷衍。
  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中陈述了他对写实主义文学倾向的把握。写实主义好处与问题并存:它的宗旨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它重客观描写却免不了主观的宣传鼓吹;它把为艺术而艺术改成了为生命而艺术,更接近生命,性的丑恶替代了恋爱的神圣,它用力过猛,为求实而不顾形式,破坏了调和之美;它专求写真而忽略了文艺的永久性,过分追求客观的背后是科学万能的决定论。对照《骆驼祥子》,老舍提出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是不明确的,夏志清先生的理解与阶级压迫的阐释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这不能说不是文本的多义性决定的。祥子的生命是真实的,感情深厚,但是这种真实没有破坏艺术的调和之美,老舍在古典主义的美与写实主义的真之间的平衡是非常成功的,小说自有它永久的价值。
  老舍在不同时段的文学倾向之间的协调在文本中处处可见,他不专属于哪一种文艺思潮或文学倾向。老舍那儿的人既是一个社会的存在,还是一个面对上帝的道德的存在,而且常常是后者比前者突出。老舍对社会病胎的质疑与批判还不如道德批判有力。祥子堕落的过程一直受到自己内心的道德质问,当他象犹大一样卖人得钱的时候,也是他完全丧失道德的时候,叙述与阅读者看祥子是在炼狱里俯视地狱中的不道德者所遭受的惨烈。他的作品的叙述主体跨不同时代,所以他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写实主义者。另外的例子是,他的小说中的恒久的人性因素远远大于欧洲现实主义阶段的客观与反人性的因素。小福子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是恰恰是她兼具母性的温柔、宽怀;她是一个出卖肉体的人,然而又恰恰是最为贞烈的人。
  值得特别说的是《骆驼祥子》中的性。老舍的“性”的叙述(不是描写)是写实的题中应有之义。老舍叙述的重心是性关系,而非性过程。性过程看重的是兽的、动物原欲的因素,性关系则是生命的相互作用,祥子与虎妞的关系应该这样理解。虎妞命名可能与老舍帮助艾之敦翻译《金瓶梅》有关。《金瓶梅词话》“卷首词”有话:“如今这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讲:“‘虎中美女’这个狂暴娇媚的意象是词话本一书的关键:它向读者暗示,书中所有的情色描写,不过是噬人之虎狼的变相而已。”虎妞与祥子之间确实有一种“噬”的关系,不仅是身体的,而且是心灵的。小说叙述祥子对虎妞的恐惧:“家里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因为虎妞,祥子“不敢像以前那样自信了”,这也根本动摇了祥子车的希望。虎妞死后,祥子仍复拉车,“这样混过了一个来月,他心中觉得很平静。”不久,祥子又没能挣脱夏太太性的魔网,祥子得了病。“病过去之后,他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老舍充分体现了性在呈现真实生命过程中的表现力。许杰先生对小说中性的叙述的诟病,也许没有这样考虑过。我们习见的批评性的文字,都称其为自然主义的描写,其实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界是很模糊的。这两种方法,即使在西方,也被人们混淆着。刘绍铭先生的用法如此,20年代茅盾也曾经用自然主义的名目实行欧洲现实主义的介绍。
  30年代的左翼提倡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已经不同于茅盾介绍的对象,而且与老舍的创作追求有一定的冲突。它来自俄国,也来自苏联,理论源头被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反映论。韦勒克说“俄国,现实主义就是一切”,经卢卡契阐发:“如果作品显示出一种对社会关系和它对未来的发展趋向的深刻洞察,它就是一面最真实的镜子。”老舍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但是对他的艺术上的“不完全”是持保留态度的。祥子是一个虚构,而现实主义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其实就排斥了老舍的艺术个性。说到对未来的发展趋向的深刻洞察,这和时代性都不是老舍的所能所长。祥子是没有未来的,车夫阶层的未来是什么,老舍也无法预示。可以说,3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提倡的现实主义与老舍心目中的现实主义有较大距离,与老舍的创作风格还有点格格不入。至于立足现实阶级斗争与集体主义、对20年代个人反抗的反拨,也距老舍的理解甚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体现权力的主流话语,如果在新文学史上为哪个作家争得地位,最好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对一个被目为资产阶级自由作家的老舍,樊骏先生力挺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其用心良苦已经是今天的批评家们难以鉴谅的了。至于祥子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城市个体劳动者的典型形象”的判断,其中包含有太多的折冲平衡:第一个定语是肯定阶级阵营,社会地位低下肯定是属于被压迫阶级;第二个定语“个体”不是那么好听,祥子小生产者的目光狭隘刚好和“劳动”者身份相平衡,有打一巴掌揉一揉的感觉;说到典型则是现实主义不可或缺的判断。樊骏先生说得正大光明,这是一种“正见”,但它也是一种“政见”。采取和权威话语一致性的判断立场,这种“正/政见”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缺乏批评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一代的研究者,能说话就不容易,何况有那么好的利于老舍的动机,樊骏先生没有大量的出产,可是其中有那么多的老舍研究,可见他爱老舍之深。时移世易,当年的“正/政见”愈来愈显示出其中的偏见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影响之下的学术表述,是不能避免偏颇的。“正/政见”自发地转化成偏见就是历史的无情。
  注释:
  i、叶圣陶提醒人们注意老舍文章风格中的“气势与声音”及幽默,前者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刘大櫆的音节、语气的理念。
  ii 《老舍文集15卷·文学概论讲义》,p.1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iii 老舍转引叔本华。《老舍文集15卷·文学概论讲义》,p.148,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iv 《老舍文集15卷·文学概论讲义》,p.1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v 《老舍文集(15卷)·〈我怎样写《骆驼祥子》〉》,p.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vi 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p.243,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vii 致力于此的有樊骏等先生,考证最力的是刘祥安的《〈骆驼祥子〉故事时代考》(刘祥安《话语的真实与现实》,p.66,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viii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p.154,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5。
  ix 许杰、巴人对老舍的批评都集中于此。
  x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p.159,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5。
  xi 笔者在北京语言学院举办的第二次老舍国际讨论会上的展览中见到的两页残稿,现存舒济老师处。《老舍全集》中没有整理收入。
  xii 许杰:《老舍研究资料·〈论《骆驼祥子》〉》p.666,吴怀斌、曾光灿编,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xiii 巴人:《老舍研究资料·〈文学初步〉》,p.675、676,吴怀斌、曾光灿编,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xiv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xv 《老舍研究资料》p.678、679,吴怀斌、曾光灿编,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xvi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p.158,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1。
《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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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宁宁 
  内容摘要:《骆驼祥子》的故事,是一个进城农民的故事。祥子的身份,经历了一个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的转换,他的遭遇及精神危机,固然是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从根本上说,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进城农民将要长期面对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读《骆驼祥子》,不仅可以使我们更透彻地了解作品,而且也将为我们认识当代生活,尤其是那些与农民进城有关的问题,带来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农民进城、游民、现代化、价值观
  作为老舍先生最着名的小说,《骆驼祥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素来备受关注。然而,由于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是将其看作一个特定年代里的人生悲剧,因而未能充分揭示这一故事蕴含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我看来,祥子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进城农民的故事。在小说中,祥子的身份经历了一个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的转换,他所遭遇的一切,城市生活对他的改造,以及带给他的精神危机,固然是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从根本上说,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将要长期经历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常常从祥子的悲剧,推导出某种有关社会革命必然性的结论,但社会革命并不能解决现代化进程中进城农民的所有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读《骆驼祥子》,不仅可以使我们更透彻地了解作品,了解历史,而且也会为我们认识当代生活,尤其是认识那些与农民进城有关的问题带来深刻的启示。
一、进城:一个现代中国故事
  《骆驼祥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却具有更长远的历史意义。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着一场亘古未有的巨变。这一巨变,从社会学层面来看,是与大量农民不断涌入城市密切相关的。1840年之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传统生活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式的农业文明,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伴随着一次次曲折的社会革命运动,现代化的浪潮开始席卷中国。与此同时,一代代的农民也以不同的方式离开乡土,涌入城市,构成了一道汹涌澎湃的社会巨流。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一最宏大的社会变化,如果允许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必然是“进城”。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或直接或曲折的映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忠实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无数的“进城”故事。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茅盾的《子夜》,从夏衍的《包身工》到今天的“打工文学”,从路遥的《人生》到贾平凹的《废都》,尽管具体的内容不同,但它们的主题或故事背景却始终与农民进城,这一宏大的社会趋势有着或显或隐的关联。在这些故事中,老舍的《骆驼祥子》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因为只有它不但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1,而且只有它才深入到心理的层面,深刻揭示了进城农民的种种现实境遇与精神危机。
  纵观20世纪以来的农民进城趋势,可以发现,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进城的原因、构成、方式,以及进城后的境遇,也各自不同。20世纪前半期的进城农民,主要由那些因战乱、天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挤压所造成的破产者构成,他们以种种分散的方式自发地进入城市,但城市经济的不发达,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空间,这些人除去一部分为现代工商业吸纳外,大多数只能生活在城市边缘,既不能被成功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更难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活安定的市民。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混乱,政治的无序,也使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和救助。就历史的发展来看,这类人的大量存在,既增加了城市生活的混乱,也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动力。读鲁迅的《阿Q正传》或茅盾的《子夜》,我们均能发现,作品所隐含的有关社会革命必要性、可能性的批判或论证,总是或多或少地与我们这里所说到的破产-进城农民的问题有关。1949以后,随着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社会生活迅速有序化,通过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农民被再一次牢固地束缚到了土地上,城市生活也高度组织化。5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工业体制的建立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在有效吸纳了原有的城市贫民,使其转化为现代产业工人的同时,将新的劳动力的吸纳归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渠道,从而大大地抑制了农民自发进城的趋势。但即便如此,农民自发进城的趋势仍然存在,那些以非组织、非计划的方式悄悄进入城市的农民,尽管最终还是要融入到城市中去,但实际的进程却面临着种种的困难。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发展,加速了社会的都市化进程,同时也将更多的农民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抛入了城市,随着中国城乡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民进城问题再一次被推到社会注意的前沿。此一时期的中国,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产业后备军进入,另方面,由于人口的激增、科技的发展,农村也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打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控制的放松,也使农民进城中的自发性因素急剧增加。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无比的活力,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从作品中的描写看,祥子的进城,属于我们这里说到的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20、30年代农村经济凋敝与农民破产的结果,他的悲剧固然是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所决定的,但就中国百余年来历史的发展看,农民进城是一个不可遏止的社会潮流,农村经济的凋敝,农民的破产,固然会迫使他们涌入城市,城乡经济的快速增长,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样会驱使他们离开乡村。80年代以来的农民自发进城,与发生在20世纪前期的农民自发进城,尽管从根本上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就解决“农民如何市民化”这一问题,以及其间的许多细节来说,历史仍然存在着某种令人惊异的相似。由此观之,祥子的问题,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下的问题,而对它的深入透视,也就具有了更普遍的意义。
二、祥子的社会身份问题: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
  在以往的研究中,《骆驼祥子》常常被当作一部描写下层市民生活的作品来讨论,祥子也理所当然地被当作旧中国下层市民的典型。然而,读过它的人都知道,祥子其实不过是一个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民。如果我们只是宽泛地将市民理解为生活在城里的人,祥子当然也是一个市民。但市民一词的使用,往往还有更复杂的含义。在传统中国,乡村与城市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的界限,传统城市生活不过是村镇文明的一种放大,虽说存在着城乡差别,但城市与农村之间还存在着某种有机的联系,乡下人与城里人的转换,相对较为容易。尽管如此,市民与农民毕竟还是有着不同,一个典型的市民,除了较长时期生活在城镇之外,还应对城市生活及其意识形态,特别是与城市生活及其密切相关的商品经济、价值观、伦理观,有相当的亲和与理解,或许还应有相对稳定的居所和社会关系。城市不仅是他谋生的地方,也是他的家。这一点,听上去很容易,但对于祥子和今天许多刚刚进入城市的 “民工”来说,并不是很快就能达到的。一个进入城市的农民,要想真正成为市民,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生活实际与心理调适,而在此之前,称他为市民,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根据他的生活特点来研究市民,也是不准确的。叫祥子为市民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很容易使我们忘掉祥子身上的农民特点,以及他的身份、心理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这种动态过程,忽略体现在他身上的“农民如何市民化”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文化问题。
  那么,祥子的真实社会身份究竟是什么呢?赵园先生说“对小说中初上场的祥子,没有比这更恰当的比喻了:‘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是从乡野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即使穿着白布裤褂站在同行中,他也彻里彻外的是个农民,甚至他的那种职业理想——有一辆自己的车,也是从小农的心理出发的:车是像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唯一靠得住的东西。”2的确,在作品的开头和大部分篇幅中,祥子身上还保留着许多农民的特点,他的所作所为,无论在性格上还是德行上,都还保持着那种由乡土生活所培养起的一切。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只是简单地称他为农民,因为在整部作品中,祥子的生活和心理都处于一种转变的过程中,为了更准确的指明这种特点,或许我们最好还是称他为“进城农民”。
  在故事的后半部分,祥子似乎已完全被城市生活所改造,从而失去了他所曾所拥有的农民的特征。此时的祥子,当然已是一个市民。但又是一个怎样的市民呢?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此时的祥子归于城市流氓无产者的行列,这当然并不错,但就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来说,与其叫他流氓无产者,不如叫他“游民”更具历史意义。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王学泰先生指出:“‘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原注: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也就是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财物的。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3从书中的描写看,堕落后的祥子,仍然算不上一个典型的市民。在北平这样一座大都市里,仍然没有他真正的位置。他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没有家,车夫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职业,其收入和生活来源都没有真正的保障。就连他唯一的财富——健康的身体和那一份要强的德行,也在一点点地丧失。此时的他,什么事都可以干,什么事也都可以不干,对于生活他既无凭借又无理想,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显然已成为一个典型的城市游民。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骆驼祥子》的研究,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层面。
三 城市生活中的祥子及其精神危机
  有关祥子生活苦难与精神痛苦的分析,一直是《骆驼祥子》研究中的一个重点。祥子故事的大关节,无非这样两个:一是他与车的关系,二是他的性及婚姻。
  祥子与洋车的关系,无疑是这个故事的最重要部分。对堕落之前的祥子来说,一部属于自己的洋车,不仅是他赖以维生的工具,而且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赵园先生说:“车是像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唯一靠得住的东西”4,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祥子与车的关系,很可以看出祥子心性中的农民特点。纵观祥子的三次买车,具体经过虽然不同,但体现其中的人生理想及价值观念却始终如一。前两次,祥子都是自己攒钱买车。第一部洋车的获得,花去了他三年的时间和汗水;第二次,他仍是坚持自己攒钱,既拒绝刘四主动借钱给他买车的建议,也拒绝了高妈给他的放贷、储蓄和起会的建议。第三次,靠着虎妞带来的一点钱,他虽然买到了自己想要的车,但对这辆不是靠自己劳动买来的车,他怎么也难以建立起像对第一辆车那样的感情。从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出祥子的质朴,看出体现在他身上的那种农民式的根深蒂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以及他与城市生活的隔膜,对商品经济的无知。婚后的祥子仍然不愿放弃拉车,也不愿像虎妞说的那样买几辆车赁给别人,像他不愿放贷一样,体现在这里,当然仍是传统那种勤劳致富的人生观念。
  祥子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关目,是他与女人的关系。虎妞对祥子的引诱,一时间满足了他的欲望,他们的结合,一度也给了他一个家,但这却不是祥子所想要的家。祥子的不喜欢虎妞,除了其老、丑、凶悍、耍心眼、剥夺他的自由、伤及他的尊严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嘲弄了他的理想。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存在于祥子和虎妞之间的问题,除了年龄上的差异,更重要的还是他们不同的人生态度。婚后的祥子仍然想拉车,想作一个体面的洋车夫,而虎妞则尖刻地嘲弄这一切。这嘲弄最终的指向,正是作为进城农民的祥子一度所曾秉持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理想与勤劳致富的人生观念。作为车厂主的女儿,虎妞比祥子有钱,社会地位似乎也高一些,但无论是她父亲还是她自己,都还算不得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他们身上其实都比祥子有着更多的游民习气5。可以说,在整个作品的前半,祥子都在努力挣扎,以抵御游民生活对自己的诱惑。就是虎妞对他的性诱惑,也不过是这一诱惑的组成部分而已。祥子对虎妞的拒绝,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其实也是对她所体现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拒绝。他对小福子的好感,除了她年轻力壮、能洗能做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她能够使他实现他一直所做的农民式的生活梦想。
  《骆驼祥子》的故事,是一颗善良的心饱经磨难终致堕落的故事,也是一个纯朴的农民如何被城市社会所改造的故事。从后一意义上,《骆驼祥子》也是可能被当作一部成长小说来读的。但这却是一种反向的“成长”,因为时间的流逝带来的,并非心智的成熟,而是精神的萎缩。堕落之前的祥子,健壮,勤谨,诚实,质朴,负责,富于同情心,经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这些品质丧失殆尽,人生阅历的加深,确实使祥子在作品的结尾部分变得更为世故,但在同时,他也失去了身上所有的好东西,包括他对生活曾经抱有的希望。
  20、30年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次重要的历史转型。而传统中国社会在这次转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正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的崩溃和勤劳致富的人生观念的破灭。30年代的许多社会小说,像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吴组缃的《樊家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所讲述的都是这样的故事。老舍的《骆驼祥子》,其具体的生活场景虽然从农村移到了都市,但就祥子所经历的一切希望、幻想、幻灭而言,其实质,仍然不离乎此。作为一个地道的城里人,老舍并不真正了解农村,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敏锐使他即便在城市,也观察到了这一关乎中国社会现实的秩序以及最终将涉及人生伦理的大变局。
四 《骆驼祥子》与中国革命
  从祥子的悲剧,人们很容易推导出有关社会革命必要性的论证,正如吴小美先生所指出:“老舍的时代是中国必须革命的时代,外部的压力和自身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别无选择。但如何革命,前景又如何,决不是老舍这样的作家所了然的。”6写作《骆驼祥子》之前,对于“革命”,老舍一度曾抱有颇为消极的观感(见《猫城记》),就是在《骆驼祥子》中,通过对阮明这个人物的剖析,老舍仍然不忘对存在于革命之中的机会主义给予尖利的讽刺。然而,从作品的后半部分看,面对着祥子“想以最大的代价和最低的条件求生存而不可能”的现实7,他的思想还是止不住地要趋向社会革命。小说的最后部分,借着死了孙子的老车夫的口,作者告诉祥子:
  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去治它们!你说是不是?我的心眼倒好呢,连个孙子都守不住。他病了,我没钱给他买好药,眼看着他死在我怀里,甭说了,什么也甭说了!茶来!谁喝碗热的吗?
  正是在听了老车夫这番话之后,发现小福子已经死去的祥子,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挣扎,从而陷入更深的人生泥淖当中。在小说的最后,作家用一种颇含轻蔑的意味讲“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读这段话,就连夏志清也感觉,它的“左倾观点令人吃惊。老舍显然已经认定,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要改善无产阶级的处境,就得要集体行动;如果这个阶级有人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求发展,只徒然加速他自己的毁灭而已。”8赵园先生曾指出“祥子们”的悲剧,“在于想以最大的代价和最低的条件求生存而不可能。祥子,即使他的精神悲剧,也是在‘求生’中发生的。这正是那个时代最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命运,也是社会革命的最直接的原因和依据。”9在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中,类似一枝竹筷和一把竹筷的比喻,一直是领导者用来发动群众革命的最有力的修辞。老舍这里说到的一个蚂蚱和一群蚂蚱的比喻,显然也有此意味,但不同的是,除了集体力量的显示,蚂蚱的比喻显然也能给人另外的联想。批评祥子的人,不满于他的,主要是他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个人主义,妨碍了他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即便祥子克服了他的个人主义,不“同阶级兄弟争抢饭碗”,而是同“阶级兄弟团结起来斗争以争取生存权”10,问题恐怕也不会变得更为简单。
  希望祥子“革命”的人,总是一厢情愿地将这“革命”想象为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这场革命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自然带有一种有序的、理想化的特点。但革命的实际情况要远为复杂。中国近代最早注意游民问题的杜亚泉在其《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分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他们有时和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认为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毫无变更。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11近年来,这段话相继引起当代着名学者王元化、李慎之等人的高度关注,其原因,当和他们从中得到的有关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密切相关。很难设想一个加入了“革命”的祥子会是什么样子,在作品本文中,祥子与革命发生的唯一真实关系,就是他出卖了向他兜售革命的阮明——即便在阮明死后他也承认他说的“十分有理”。透彻点讲,即便祥子真的参加了革命,我们也很难断定他所参加的,不会是一个阿Q式的革命。对此,历史已不止一次给了我们意味深长的教训。鲁迅先生之既否定阿Q的不革命,又否定阿Q的革命12,老舍先生对“革命”和“革命者”一度所表现出的疑虑,原因或许也正在这里。
  然而,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来说,革命,尤其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又是有其必要性的。因为只有经由革命,才能为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必要的前提。但革命并非一劳永逸的事件,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将祥子的悲剧,界定为旧中国“特定环境”下的社会问题,与径直将其上升到抽象的人性层面,揭示其个性缺陷或剖析作者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13,均并没有搔到问题的真正痒处。按前一逻辑,社会革命的成功,必将消除所有的问题。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尽管到50年代,从国外归来的老舍曾一度“欣喜地发现他曾经控诉的社会不公在新政权下得到了迅速的改变,‘祥子’和‘月牙儿’们有了新的生活出路……新政权以用‘政治的力量把北京的五行八作都组织起来’的办法,解决了苦人们的生存和生活问题”14。但这却仍然不是问题的最后解决。因为被组织起来的说到底只是已然生活在城市里的那部分人,对于新的进城农民,社会仍然缺少一种有效的接纳机制。由于新的户口制度的建立和城乡社会组织的严密化,农民进城问题事实上变得更为复杂。50年代以来一段时期中国城市问题的减弱,一方面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都市化进程的趋缓和隐蔽性有关,另方面也与新的社会构造,尤其是户口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格局有关。事实上,虽然在50-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化的进程仍然有所推进,但其方式较前已大有不同,农民都是被一种较前更为有力的方式束缚在土地上,除了一些按计划的、规模有限的招工、选干之外,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较前大为减少,在许多时候甚至是逆向进行,60年代的居民下乡和知青插队,都是这方面的显例。但即便如此,农民自发进城的趋势,也并没有完全被杜绝。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即便在60、70年代社会控制最严的时候,在城市仍然存在着许多“黑人黑户”,对于这部分人的生活,我们只要读一读陆文夫《小贩世家》一类的作品,就会有很清晰的印象。
  与那种将祥子的问题限定在“特定环境”下去认识的方法相似,将他的问题径直上升到抽象的层面,从国民性的角度批判祥子的个性缺陷,甚或由之思考“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同样存在着背离历史的问题。尽管老舍在作品中,对祥子的性格缺点,诸如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孤独、脆弱、自欺欺人等,从一开始就有所批判,到作品末尾更给他的“个人主义”以不客气的讽刺15。然而,所有这一切却都并不意味着,假如祥子的个人人格再健全一些,他的命运悲剧就会得到任何的改变。事实上,就作品的大部分来说,作者刻意表现的其实正是祥子性格中的向上因素,但他的好强,他的爱体面、负责任,却不但不能将他从困境中救出,相反却使他沦入了更深的深渊。将《骆驼祥子》对城市贫民性格弱点的批判,“纳入老舍小说‘批判国民性弱点’这一总主题”16,也许颇能见出作者思想的某种连续性,但对认识祥子本身的问题来说,却并不见得有多少积极的意义。
  也许说老舍透过《骆驼祥子》,在思考“城市文明病如何和人性冲突的问题”并没有错,老舍说他写《骆驼祥子》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这个‘地狱’是那个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沦丧的社会,也是为金钱所腐蚀了的畸形的人伦关系”17,更是主人公自己那业已堕落了的人心。抽象点说,进入城市的祥子所经历的一切,包括他的努力,他的挣扎,他的醒悟,他的复仇,他的堕落,以及他在此途中所发现的社会黑暗,与许多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描写的,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祥子的故事是一个更其绝望的故事。在我们所熟悉的许多俄国或者法国现实主义小说中,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番地狱或炼狱的痛苦之后,最终趋向的,往往是精神的净化,灵魂的升华。祥子的故事则不然,这里只有堕落,没有救赎,比外在的地狱更为阴森恐怖的,是人心的地狱。
  然而,这样看待问题仍然可能由于过于抽象而错失对作品历史意义的真正把握。从世界文学看,所谓“城市文明病”,其实也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些憎恶城市文明的人,常常以正在消失的农村社会为乐园原型,同时也喜欢将所谓“城市文明病”本质化,仿佛城市天然就是一个罪恶的渊薮,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城市的表现,也常常突出其“地狱”性,甚而对“进城”产生一种本能的畏惧,孰不知一切不过是发展中的问题,在这方面,老舍当然还算不得最突出的例证,但在其作品中,确也有将“进城”(即城市化这一过程)的问题当作城市本身的问题的地方。然而,就《骆驼祥子》来说,若要将他对问题的看法简单归之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排拒,可能仍嫌仓促。这种看法的得出,或许就与将祥子简单归入“市民“有关。但归根结柢,这仍然首先只是一个农民进城故事。
五 《骆驼祥子》与当代农民进城问题
  前面已反复说到,抛开种种具体的因素不谈,祥子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又一次如潮水般涌入城市,在城市有能力彻底接纳他们、消化他们之前,他们的存在也带来了许多新社会问题。如今最为社会重视的“三农”问题之一,便是“民工”问题。当代文学中也出现了所谓“打工文学”。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读《骆驼祥子》,能给我们些什么样的启示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最后再一次看看祥子的生活,尤其是导致他走向“末路”的那些东西。
  细读作品,可以发现,直接导致祥子“没落”的三次事件,第一次是败兵的掠夺,第二次是侦探的敲诈,第三次则是虎妞的死于难产。这三次事件,看上去都有着某种偶然性,但仔细分析,其背后又都有某些必然的因素。其中败兵的掠夺和侦探的敲诈,当然和特定时期社会的动荡、腐败有关,然而值得注意是,当这种动荡和腐败侵害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时,正是这些进城不久、无地位、无恒产的农民最缺乏抵御力。虎妞之死,看上去更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偶然的背后同样有必然。也就是说,对于生活在都市底层的人来说,如果社会不从根本上建立起一种起码的风险保障机制,那么,任何一点意外的变故,对这些贫无立锥之地人来说,都可能造成生活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彻底崩溃,从而无可遏止地将其抛入游民或流氓无产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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