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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得惊动了中央

美得惊动了中央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奉天承运”的转换,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奉天承运,必须转换为宪政主义和个体价值本位的奉天承运。历史目的论的奉天承运,必须转换为非目的论的奉天承运。
2003-2-11修订。
超越党治國家:忠誠與背叛
前不久看到一位朋友提及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他的态度令我惊讶,因为他非常不屑的给了李四个字的评价:
——出卖故主。
也就是指责李某的个人操守。尤其又从个人操守上升到政治操守。因为李志绥与毛泽东不仅仅是故主长随的关系,而且还有一层更加意识形态化的关系,叫做“同志”。“同志”这个称谓从20世纪初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切口,演化为革命政权建立后对于“公民”身份的替代。显示出由孙文肇始、而由毛泽东推入极限的党治国家的秘密特征。“公民”这个概念指向的是个体的主体性,“同志”指向的则是将个体放入人际当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的一种“主体间性”。在一个“同志”的国度,按照梅因的说法,每一个人“首先不是被视为他自己,而是被视为一个团体的成员”。这种尚未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性转变的群体主义文化,成为了现代党治国家的本土资源。
“同志”者,志同道合也。当革命团体的政治理想随着革命成功而僭越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时,也就强迫性的将全体国民纳入了这个共同理想之下。同志这个称呼,表明单个的国民不要说是公民,其实首先连“臣民”都不是。每一个国民首先的身份是一个信奉者,是为共产主义理想打工的人。他们不是以臣民的身份接受了君王的统治,而是以信奉者和追随者的身份接受了一个教主的统治。
在同志之间,在追随者与教主之间,作为个人操守的“忠诚”就上升为政治上的立场。一个革命团体或任何宗教团体,都是依靠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忠诚而获得统治的稳定性和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的。所以任何意义上的背叛,任何来自于这个共同理想之外的异端,都会对这种稳定性与合法性造成致命的打击。而一个信仰者的背叛,首先必定是思想和精神生活的背叛。这就是一个党治国家为什幺必然要以法律诛心、必然要以思想获罪的原因。因为它所建立的首先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权,而是一个由一切主动和被迫的信奉者组成的皈依者团体。在一个四海之内皆“同志”的国度,任何对那个一元的共同理想不敬的念头,都是对教主和所有革命共同体成员的背叛。所谓“忠诚”就不再是儒家意义上的个人操守,也不可能是与法定职责相联系的现代“诚信”概念。而首先成为维系一个党治体制合法性的灵魂深处的保险金和格式合同。
《美得惊动了中央》由王怡(中国)编写,语言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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