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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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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国的“集体记忆”历来薄弱,喜欢破而后立,不喜欢传承。秦始皇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万花筒似地变幻着,然而几乎任何东西都长久不了,气数一尽,就被新的政治势力掀翻重来,重新打鼓另开张。惟有秦始皇发明的“皇帝”、“朕”等称谓以及皇帝坐在龙椅上接受山呼万岁是万世不易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它。
秦始皇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悖论:他一方面开创了王朝短命的记录,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登基,到公元前206年,赢氏王朝就被刘邦取而代之,只有短短15年时间;然而秦始皇所创建的中央专制集权却意想不到的牢固,两千多年,从未受到过动摇。皇帝的姓氏以平均一二百年为周期不断地变换着,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却依然故我地在同一轨道上运行,从未出过轨。这才是秦始皇“伟业”精华之所在。秦始皇所制定的基本统治术更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比如西汉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乃焚书坑儒之翻版。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仙药演化成了喊皇帝万岁,秦始皇滥杀无辜以显示尊敬权威的做法也被许多皇帝继承了下来……令人吃惊的是,秦始皇的许多统治术都是一步到位,无可更改,让人咨嗟不已。
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大的国耻。
除了耻辱而外,焚书坑儒还是一个强大表征:中国人善于“破旧立新”。把存在的文明消灭掉,建立新文明,这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一种思考方法。秦始皇破天荒地实施了这一思路,并将之留传后人。
焚书起源于博士淳于越与李斯的一场辩论,这是士大夫与官吏之间的一场辩论。要害问题有两个:一个问题是文化可不可以传承?另一个问题是,士大夫可不可以议论学问与朝政?两个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将对中国社会的演变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这个问题,西方基本上解决了。而中国,却在两千多年中苦苦地寻求答案而未得。
关于第一个问题。博士淳于越认为,没有听说过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李斯针锋相对地说,五皇各有不同,夏商周也是各行其制,并不存在“师法古人”的问题。淳于越阐释问题不太清晰,李斯对他的反驳纯属狡辩,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说别的,周朝对殷朝的继承就是有目共睹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斯声色俱厉地指出,不能让士大夫们乱发谤言,不能让他们“入朝
心里指责,出朝街谈巷议”,一句话,就是必须堵住读书人的嘴。惟如此方能维护帝王尊严。
中国由封建政治转换为皇权专制政治,如此大事,只小小的一个回合就中止了讨论,一锤定音,书籍大多被焚毁,实在不可思议。中国的新政治制度就是在没有充分酝酿的情况下草草开场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许多辛辛苦苦集累起来的文明被付之一炬,不得不从头再来。许多文明在瞬间倒退了千年甚至数千年。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也许有人认为,中央集权并非突兀而起,已经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准备酝酿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足以支持秦始皇的孟浪和专断。中国地大人众,哪种政治制度更有利于统治,大有商榷余地。然而,秦始皇不容商榷,狠狠地下达了焚书令。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也是焚书的必然后续步骤。坑儒起因于侯生、卢生发泄了一些对秦始皇专制不满的言论并离他而去。这气坏了秦始皇,非追究不可。秦始皇让御史做了一个花名册,上册的四百六十多人悉数被活埋。秦始皇长子扶苏好意进谏劝阻,恳请父皇三思,结果被发配到北方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秦始皇死后扶苏被赵高所害。
秦之前,再残民以逞的统治者也没有能够制造出钳口封舌之锁,把民之口封杀得严严实实。在一定程度上,言路还算是敞开的。竹简(秦律杂抄)显然,秦始皇对此极为不满,听他人之言而惴惴,闻街头巷议而惶惶。坑儒的真正目的是以酷刑诛士大夫之心,从而以儆效尤。试想,四百多人被活埋,那场面也够惨烈的了,谁还敢言?正所谓诛人诛心者。
有意思的是,历史与秦始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被秦始皇焚的“书”,恰恰成为西汉之后各朝各代皇帝的统治依据,成为被奉为圭皋的道统。被坑之“儒”也恰恰成为帮助皇帝巩固江山的栋梁,不仅不能“坑”,还要重用———当然后来的儒也学乖了,不再像淳于越那么动辄露出“反骨”,“反骨”渐渐变为了媚骨。阿谀奉迎,卑躬屈膝,无所不用其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秦的迅速灭亡与其焚书坑儒的暴行具有最直接的关系,其他都是次要的。即使是从维护集权统治的需要考虑,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也非上策。任何统治,如若一无道统支持二无群臣捧附,终将难于长久。秦始皇仅依靠李斯等少数几个人为其鼓噪,仅凭赤裸裸的杀人暴政维持统治,当然难于持久。
人们都知道“要历史地看问题”。问题是,即使历史地看问题,焚书坑儒也是不可饶恕的。与世界其他地方同时期文明相比,显然中国的文明中缺乏民主的胚芽与人道主义关怀。秦始皇的权力空前的畸形、残暴,充满了血腥与反人权、反人类。他的严密统治完全是以民众为假想敌的,他制造了一个牢笼,不许民众越出牢笼一步。这样的政治,没有丝毫“进步性”可言。至于统一了度量衡,那属于政治之外的问题,兹不论。
第二部分第十三章 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是焚书坑儒的后续故事,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神秘的谶语,而且惊人的灵验。故事是这样的:
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赵高篡权,口称夷齐,心怀盗跖,故意尊为玉,谓肿为胖,看一看众人反应,顺者昌,逆者亡。狼子野心,昭昭可见。赵高的权威通过这个荒诞至极的故事而得到确认与加强。
需要注意的是“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赵高是假借法律处死“指鹿为鹿”的人。再荒唐的暴政也不乏法律依据,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
讲假话者活,说真话者死;察言观色者活,给个棒槌就“认真”者死;阿谀者活,耿直者死;助纣为虐者活,嫉恶如仇者死;无独立意志的奴才活,有独立意志的思想者死……指鹿为马的故事为士大夫辟出两条泾渭分明的路,让他们选择。一条是活路,一条是死路。
政治与正义交合的部分越来越小,几乎小到不可辨认的地步。政治中充满了野蛮、欺诈与虚伪。从正义角度看,秦始皇与赵高的时代,不知道比文王、武王时代倒退了多少。指鹿为马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谋术,为其后历代帝王所推崇。指鹿为马的故事警示群臣:聪明要收敛,糊涂最安全。大臣不是好当的,需要“盗入门而不拒”的涵养与“虎噬人而不斗”的忍耐。在权势面前争天抗俗,只能落得粉身碎骨,万劫不复。还有另一个问题值得
仔细推敲研究:为什么本想传代至万世的强大秦王朝,只传到了第二代就被赵高篡权了?为什么赵高在残暴不仁方面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原因在于前面已经涉及到的问题,秦始皇的政权是在割断历史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是破而后立的产物,没有承继传统遗产,没有保护已经形成的文明成果,许多做法是凭空想像出来的,缺乏可操作性。只有政治与正义有一定程度的交合(政治是一个圆,正义是一个圆,二者交合的部分越多,越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完全不交合的政治是长久不了的),才能获得稳定性。秦王朝的政治几乎与正义没有任何交合,所以迅速覆灭了。后来的王朝大多数汲取了教训,很少有在腐败尚未鱼烂就覆灭的。赵高指鹿为马以为得计,其实秦就是在秦始皇与赵高所积累下来的怨恨所形成的大爆发中覆灭的。赵高的时候,朝廷已经威信扫地,人人喊诛,危若累卵。等到赵高感觉不妙的时候,已经荆天棘地、道尽途穷了,一人吐一口唾沫也能把他淹死。
赵高的残暴完全是由于秦始皇的耳濡目染,赵高服侍秦始皇多年,对于秦始皇玩于股掌之间的政治权力,早就垂涎三尺,欲一试为快了,机会来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部分第十四章 秦之亡,何其疾也
司马迁在诚服贾谊的《过秦论》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见解: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敝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诛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馀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说真话的人,还没把话说完,脑袋就已经搬家。一句话,秦始皇杀人杀得太快了,如果杀得少些,杀得慢些,秦的国祚也许会大大延长。天下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即使如此,秦始皇与赵高还是像割韭菜似的割谋士的头,惟恐听到逆耳之言。话语完全被阻塞,秦的气数怎能不迅速衰竭呢?人头终究不是韭菜,割得差不多了,末日也就到了。秦始皇以一人治国,纵使他有三头六臂,也难独撑局面。李斯虽有才学,但完全顺从秦始皇的意志,实际上已经和秦始皇化作一体。秦始皇是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貌似强大无比的秦,仅与以陈胜为代表的反秦势力交战三年便狼奔豕突,末路途穷,土崩瓦解了,其扫灭六国也疾,被六国贵族势力扫灭也疾,真是让后人惊诧不已。秦末农民战争示意图秦始皇崇尚权力,嗜痂成癖,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他把治国与玩弄权力完全等同了起来。似乎皇帝的权力是法力无边的,是无所不能的,要怎么使就怎么使,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全凭个人的意志。事实并非如此,古今中外根本没有过这种权力能够长久维持的先例。凡这样的权力都是短命的。儒学的产生,就是为了延长皇权的寿命的。秦始皇的覆灭促使中国人懂得了,皇帝同样受到许多限制,存在许多不自由。再专制的皇权也存在程度不同的权力与义务的对应关系,也需要帝王克制,甚至为了帝祚永延需要些付出。“治国”的概念中必须含有一些与权力支配相反的因素,作用力必须能够承接反作用力的破坏,并保持相对的平衡,权力才有活力。否则权力就无法维持下去。
从政治学角度考察,秦始皇是彻头彻尾地开历史倒车,把中国的政治战车驶向黑暗,而不是驶向光明。秦始皇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他的政治是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分封制或郡县制都不过是权力的形式。除了形式,我们还需要考察内质,也就是说要考察政治与正义交叉的部分是否扩大了?权力与义务是否对偶起来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否谐调了?对人与人的权力关怀意识是否增强了?……
对这一系列诘问,回答几乎一律是否定的。秦始皇所实施的的政治没有一条是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这就是秦迅速覆灭的主要原因。
让人吃惊的是,秦朝的覆灭不仅具有警醒作用,同时也具有麻痹作用。专制政治延续很久之后仍有赞扬秦始皇的。似乎秦始皇做出了万世不朽的伟业。他们把秦始皇的所谓功绩捧上了天,把他捧为了开天辟地的了不起的人物。至今参观骊山始皇陵的人中仍不乏登其陵而肃然起敬者,参拜时具有参拜权力图腾的那种虔诚。他们大概忘记了,就在他们脚下,被秦始皇残暴地殉葬的无数冤魂在呻吟与诅咒。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公元前三世纪,就算秦始皇倾国家之财产又有几何?然而始皇陵及其周围却埋葬着即使是今人也会叹为观止的财富!始皇陵之庞大与坚固,陪葬品之豪华与奢侈,兵马俑之雄伟与壮观以及陵墓的自我防范功能之完善,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秦始皇的“基业”昙花一现,但秦始皇所埋入地下的权力表征却让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至今不敢动其一根毛发!秦始皇的王朝覆灭了,秦始皇的遗体却安然无恙;秦始皇的权力荡然无存了,但秦始皇的皇权的表征却永久地埋于地下———这不是一个绝妙而又辛辣的讽刺吗?
第二部分第十五章 读项羽
项羽,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悲剧人物,制造悖论的大师。他所制造的悖论,举其荦荦大者最少可概括:项羽残暴,但也仁慈。
项羽之残暴是出了名的。仅仅因为听到章邯部下的一些流言蜚语,就坑杀了章邯的20万降卒,难以置信。外黄县守城的将士开始的时候抵抗了项羽,归顺得稍晚了些,气得项羽要活埋全城15岁以上的成人,县令门客13岁的儿子当说客说服项羽,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才幸免于难。项羽打到咸阳,离最后成功只差一步之遥,却要折返回老家楚地,一个人带有调侃口吻规劝项羽,都说楚国人像猕猴戴上了人的帽子,果然如此。项羽听罢把这个人扔进了沸腾的锅里,活煮了。项羽是够残暴的了,然而他的仁慈比其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鸿门宴理应果断地杀死刘邦,他却眼睁睁地看着刘邦逃掉了。他多次有过杀死政敌的机会,却一次也没有把握住,他遵循的是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游戏鸿门宴规则,而且一条道走到黑,死不悔改。
项羽用三年时间消灭了秦,又用短短的五年时间毁灭了自己。
项羽虽为名将后裔,但他家族的风光已经是明日黄花。作为败落家族成员的他,社会地位并不显赫,然而他仅用三年时间就建立了霸业,自称西楚霸王,顺昌逆亡,不可一世。然而他灭亡得也快,死到临头他也没琢磨过味来。他被困垓下: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者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项羽本纪第七》临死前还要极力证明亡他者天也,并非人。项羽的辉煌胜利与惨痛失败,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项羽骁勇善战,然而又优柔寡断。
“力拔山兮气盖世”是恰如其分的评价。项羽之骁勇善战,后来无出其右者。然而中国的战神是关羽,而不是项羽,意味深长。项羽只会在战场上厮杀,战场外的功夫实在是太差了。鸿门宴之后,项羽仍有机会,但他还是一次次坐失良机,授柄于人。最后他乞求刘邦速战,被刘邦坚辞,大失昔日威风。刘邦曾多次地乞求过项羽,项羽都是有求必应;而项羽仅仅乞求过刘邦一次,却被刘邦冷冰冰地拒绝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项羽小小年龄就自信地说,我将取代秦始皇: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第七》但机会来临的时候,项羽却以“衣锦还乡”这个不成为理由的理由放弃了取代秦始皇的机会。
项羽占领秦都城咸阳,“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为霸。’项王见秦宫室皆已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史记·项羽本纪第七》)。项羽把乡情看作比最高权力还重,这正是项羽最可爱之处。他鄙视秦始皇那样的恶权,所以他没有保留权力的象征———阿房宫,将其付之一炬。他放着炙手可热的权力于不顾,浩浩荡荡向东“衣锦还乡”去了,让刘邦等小人迅速填充他走后所形成的巨大政治真空。他没有实现年轻时候对叔叔项梁发出的“我将取代他(秦始皇)”的诺言。仁慈与残暴,集项羽之一身。项羽是分封制度的卫道士,同时也是这一制度的瓦解者。项羽的政治理念是维护分封制。秦朝灭亡之后,他分封诸侯,满足于自己做诸侯王。野心勃勃的刘邦没有让他如愿。项羽忘了,分封制并不等于简单的封侯,他没有把作为分封制基础的礼仪、制度、文化一起继承下来,使分封制失去了强大的支撑,飘浮在空中。他的文化底蕴不足,对社会发展的趋势认识不清,这一切阻碍了他看问题的视线。在许多方面,项羽的所作所为是与其分封制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项羽是个正人君子,光明磊落,却笼络不住人才。
项羽不是两面派,按说,这样的主公最容易服侍,然而他的部下总是叛他而他投。汉初三杰中的张良与韩信就都在他帐下供过职,因为不合而离去。项羽始终无法抵御强大的离心力。谋士或战将背叛他,是以他背叛分封制时期养士传统为前提的。“礼贤下士”乃“分封制”的一个凸征。然而对于项羽来说,根本没有礼贤下士的意识。贤士范增对于他来说几乎等同摆设。只要他有孟尝君、信陵君等人一半礼贤下士的涵养,也就不至于功败垂成了。最没有阴谋诡计的人,却最不得人心,怪也不怪?
项羽被击败,并不是没有逃生机会。就算是船夫渡他到江东是司马迁的假托之笔,在那之前,项羽也有逃跑的机会。但是项羽坚决不逃跑。他说他愧对江东父老的话语是言真意切的。如果说项羽的失败是必然的话,自刎乌江却是他自己的一种选择。
第二部分第十六章 项羽的政治理念与缺失
项羽竭力维护周以降的分封诸侯的政治制度,为此不惜牺牲取代秦始皇的机会。他恨集权专制,所以烧毁了专制集权的象征———阿房宫;他恨集权专制,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动辄坑杀秦始皇的降将与士卒;他恨集权专制,所以他不愿意在关中这块秦始皇的旧地建都;他恨集权专制,所以他从心里不愿意重蹈秦始皇的覆辙……
项羽对分封制的维护并非出于理性思考,而是出于祖上项燕被强秦所杀而产生的深仇大恨。他只是无限怀恋被秦始皇暴政席卷而去的那些时光,他想让那样的时光倒转回来,重见天日。他征杀疆场,驰骋捭阖,所为并非把权攫取到自己手中,而是把权力分给诸侯,自己只是获得对诸侯的发号施令权。当时纷纷攘攘的各种势力中,作如是思考的恐怕只有项羽一人。其他的政治巨头———特别是刘邦———一心想的是最终获取像秦始皇那样大的权势。对此,司马迁流露出明显的感情上的偏好,《项羽本纪第七》是《本纪》中写得最精彩的一篇,让人读后不忍掩卷,不自觉就落入司马迁设下的情感之彀,与司马迁同叹同泣,同恨同怨。
正是由于对分封制的痴迷使项羽变傻,变呆,变笨,以至于失去了正常思考力,一个接一个地犯低级错误,把就要到手的胜利果实拱手让人。当然这也使项羽变得比其他政治家可爱了几分。一个不谙权谋与韬略的政治家只凭蛮力,却几乎触摸到了权力宝塔的塔尖,这能不说是一个永远无人能够企及的奇迹。如果项羽有其他政治家一半的权谋与韬略,那么得取天下,非他莫属。这一点就是他的政敌也不能不承认。项羽搞政治却没有坏到底,没有无所不用其极,而是有所保留,这就种下了失败的夙因。集权专制政治是毫无保留的,一切以攫取权力为归趋,一切口号都不过是手段,绝不是目的。项羽完全不懂这些。
项羽的缺失与其可爱一样,一目了然。
首先是项羽太看重武力了,他的理想是用武力统一华夏。他用武力这一条腿走路,难度可想而知。哪里出了乱子,他的第一反应是派军队镇压,绝对想不到安抚、怀柔等更好的对策。结果是四处树敌,积怨甚多,作战迷了路,老百姓都故意指给他错误的路,让他吃败仗。不得人心到如此地步,就算项羽有三头六臂,也难于战胜老谋深算的刘邦了。
武力本身产生不出真正的威力,它能使人越来越狡诈,越来越残忍,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远离人性,从而变得不堪一击。正是武力,使项羽刚愎自用,不进忠言,自陷于孤家寡人之境地。项羽曾经天真地向刘邦邀战:
楚汉久相持未决……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徙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勿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史记·项羽本纪第七》项羽希望痛痛快快地决战,省得老百姓遭殃。然而,一厢情愿的想法却遭到刘邦的拒绝。刘邦要等到耗尽他的元气才和他开战。显然,刘邦与项羽,玩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套游戏,游戏规则各不相同。项羽乌江自刎正是由于对武力的偏爱,使得项羽城府狭小,容不下谋略,也容不下有谋略的贤士。立楚怀王,初衷是假戏真唱,摆摆样子,没有充分开发利用其价值,反受其累。作为“假王”,楚怀王倒是起到了作用,不过是对项羽不利的作用。楚怀王一方面宣称谁先拿下咸阳谁为关中王,另一方面又居然没有派遣项羽参与攻打咸阳的战事,以至使项羽在与刘邦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然而,项羽并没有吸取教训,想办法控制住楚怀王,而是在分封诸侯王之前,将其尊为“义帝”,铸成错误。然而这仍算小错,更大的错误是最后干脆杀死了义帝。从项梁立楚怀王到杀死义帝,对于项羽来说,楚怀王这个偶像始终没有发挥什么积极作用,最终反倒让自己落得个杀帝恶谥。
项羽封王不均,引起众人不满,使得将领离心离德,分崩离析也是其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项羽鸿门宴不杀刘邦,反而撤兵,不仅为害自己,也为害后人。怎么讲呢?项羽作为反面教员,提醒着后来的政治家:搞政治就得心狠手辣。这使得其后的中国政治更残暴不仁,无所不用其极了。
项羽就是这样一个人,只会打仗,不会开辟打仗之外的第二战场。论勇武他天下第一,但论谋略,三流也算不上。
项羽之失败向人们昭示:政治角逐,攻心为上。单靠武力,万难取胜。所以后来产生了儒家的政治模式。项羽要是生在他国———不用远了,日本即可———倒是大有用武之地。日本古代武士是鄙夷阴谋诡计的,武士相争,刀剑相见而已,不必动用口舌。古代西方的政治之争,甚至采用光明正大的“角斗”,都严守游戏规则,胜败由天。他们的豪爽倒是有几分像项羽。项羽投胎投错了地方!
第二部分第十七章 刘邦的韬略
刘邦是项羽的对立面。
刘邦是中国第一位没有文化的统治者,第一位非名门贵族血统的人登上最高权力宝座。
刘邦极会“打天下”,也极会“坐江山”。这一切都有赖于他那深文周纳的谋略。《史记·高祖本纪第八》简直就是谋略篇!
秦二世元年秋,陈胜在蕲县起事,沛县县令在萧何等人劝说之下召集刘邦,一起响应陈胜。派樊哙召刘邦的命令下达之后,县令又有些后悔,紧闭城门,拒刘邦于城外。刘邦并未攻城,只是射书到城上,陈说拒绝自己的利害关系,结果沛县父老杀死了县令,打开城门恭迎刘邦,拥刘邦为沛公。兵不血刃,取得完胜。此刘邦韬略一。
刘邦像刘邦经过高阳,高阳负责把守城门的郦食其求见。刘邦开始很傲慢,但一经郦食其点拨,恍然大悟,马上站起来整理好了衣冠,以上宾待。结果郦食其为他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此刘邦韬略二。
刘邦听从张良之计攻打宛城,南阳郡守的门客陈恢见刘邦,劝他放弃武力攻伐,改为谈判,结果不仅解决了宛城问题,而且后来的战事一路顺畅,为攻打咸阳打下了良好基础。此刘邦韬略三。
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攻下咸阳,约法三章,秋毫无犯。众人说应该杀掉秦王,刘邦却异常冷静,没有杀。刘邦想入住秦宫,张良、樊哙等人劝阻,刘邦猛醒,把财物封存府库之后撤回霸上。此刘邦韬略四。
公元前205年3月,刘邦从临晋渡黄河,到达洛阳,三老董公向刘邦讲述了义帝被项羽所杀的情况,刘邦听罢“袒露左臂”,失声痛哭。随即下令为义帝发丧,哭吊三天,让诸侯都穿白戴孝。然后说,希望与诸侯王一起去杀那残害义帝的罪人!此刘邦韬略五。
攻打荥阳的时候,刘邦粮食紧张,提出议和,项羽不允。于是采用陈平之计,花四万斤黄金离间项羽与范增之间的君臣关系,项羽疑而拒绝采纳范增的坚决攻打荥阳的主张。不久范增被气死在归彭城途中。此刘邦韬略六。
刘邦从成皋逃跑,突然来到张耳、韩信军营,取得了韩信的军队,重新振作起来。郎中郑忠献计,增高壁垒,不与项羽交战,结果躲过了项羽的锋芒。此刘邦韬略七。韩信攻下齐国之后,派人对刘邦说,齐与楚相邻,没有王的名分不好控制局面,哪怕是假王。分明是讨封赏。刘邦欲攻打韩信,张良劝说,不如封他真齐王。刘邦照办了。此刘邦韬略八。楚汉对峙,项羽急于决战,刘邦却不忙于动武,先对项羽口诛笔伐,给项羽定下十大罪状,条条有根有柢,有据可查。决战未开,项羽已经在舆论战中败下阵来。此刘邦韬略九。高祖登基之后,狡兔死,走狗烹,功臣赐死的赐死,告老的告老,只有萧何、曹参、陈平等几个旧臣留任。逼得旧臣不得不饮醇以示糊涂,近妇以示堕落,玩物以示丧志。此刘邦韬略十。公元前197年10月,陈谋反,刘邦亲自讨伐,到了陈领地,并不动干戈,只是拿出黄金分给陈部下,结果很多部下都归顺了。陈的部将赵利顽抗并辱骂刘邦,刘邦只杀死了骂他的人,其余不计前嫌。此刘邦韬略十一。…………
项羽浑身都有杀气,刘邦满肚子都是韬略,还是刘邦更厉害,在政治斗争中更有实效。
刘邦全面开创了政治斗争的两条战线,一条是武力,另一条是攻心。攻心为上,武力为下。刘邦不像项羽那样喜欢施展威风,他更喜欢不怒而威,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万不得已要拿出兵刃,也尽可能兵不血刃。在刘邦的改塑之下,中国的政治变得格外波诡云谲,难于琢磨。刘邦所开辟的战线最终变成了厚积深蕴的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华夏子孙。
第二部分第十八章 女魔王吕雉
吕雉是中国政治史中尝试女人专政之第一人。
吕雉之前出现过多次女人乱政,但多以色貌为资本,没有形成大气候。只有吕雉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手腕获取了权力。若说刘邦是阴险狡诈,吕雉则是卑鄙残忍。有两件事情充分暴露了吕雉的邪恶。一件是“人彘”事件: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使者三反,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征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早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夏,诏赐骊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诏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另一件是饿人致死事件:
七年正月,太后召赵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于太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后绝理兮托天报仇。”丁丑,赵王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前者把人变为猪,让人生不如死;后者让人不得饭菜,欲活不能。不卑鄙无耻到极点,怎么想得出这种损招呢?常人有谁能做出比这更残忍、更触目惊心、更伤天害理的事情呢?这两件事足以揭示出吕雉之狠毒、残忍与非理性的发泄与报复心理。自有文明记载以来,中国就是地地道道的男权社会,坐在最高权力宝座上的人都是男人。孔子甚至明确断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人先是“不祥”,后来简直成了祸水。大型玉饰“女人祸水”之说本身并无道理,但客观上中国历史确实是,只要女人当权,朝纲就混乱,百姓就遭殃。原因是,女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处在社会底层,一旦掌权,无法阻遏强烈的报复心理。任何一位掌权的女性都避免不了产生这样的心理:我要改变对女人不利的局面,要颠覆男人的权力体系,要证明女人比男人更适于执掌权力。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之下,她们自然会做出比男人更极端的事情。建立在武力基础之上的权力,本来就沾满了血腥,经过变态心理的鼓动,血腥气味更浓了,政治的牺牲也更丰盛了。在传统政治框架中,在“男尊女卑”条件下,让女人执掌炙手可热的权力而又要求其保持心平气和,是近乎不可能的。
幸亏吕雉乱政的时间不算很长,朝廷上有能力的大臣很多,吕雉的驾驭局势的能力有限,才没有让刚刚建立的汉朝江山因她的作孽而迅速衰竭下去。对此,太史公未置可否,实际上,汉因吕雉而迅速衰亡的危险性是存在的。
吕雉乃女人执政之嚆矢。吕雉的闹剧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被重演,一直到两千多年之后还出现了为吕雉平反的叫嚣。皇权专制本身就不讲理,做不讲理的政治游戏,还要争女权,讲道理,是不现实的。皇权专制下,受欺压的何止仅仅是女性,除了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绝大多数都是受欺压的。要想让女人获得与男人同样的参政权,只有废黜传统政治,实行现代政治。
刘邦在世的时候权力固若金汤,刚一死,他的政治路线就被吕雉破坏了。刘邦庄重地告诫群臣,非刘姓不得封王,吕雉偏偏封了三个非刘姓王。而且忠臣也被逼得不得不为吕雉的忤逆鸣锣开道。就连周勃等也不得不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权且同意吕雉封王,从长计议。这足以说明皇权专制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巨大的难以逾越的危机。
第二部分第十九章 中国第一位“好皇帝”
《史记·孝文本纪第十》记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好皇帝”。这是一篇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文献。中国后来形成了“好皇帝”、“清官”的历史观,这恐怕是太史公始料不及的。“好皇帝”与“清官”等概念左右着人们的价值观与历史观,“好皇帝”与“清官”的神话惊神泣鬼,遏云绕梁,阴魂至今不散。相反,中国人很少考虑君主制政治体制之缺失。
扶读沧桑,感慨系之。奸诈的刘邦后代中竟然出了一位汉文帝这样的仁慈皇帝。毋庸借助史料,简单的逻辑推导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文帝之“好”是相对的,因为大一统皇权专制下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好”皇帝。我想,太史公颂扬汉文帝,一定不仅是出于“不虚美,不隐恶”的公正,另有他意在焉,其中暗含影射汉武帝的刚愎与专断,也未可知。
大一统皇权专制者何?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也。“内圣外王”,天上人间,阴间地府,统统在皇权管辖范围之内,不受任何约束。这一点与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大相径庭。世界多数家,至少神权并不完全归最高行政统治者,即使是政教合一的场合,最高统治者也会对神有所顾忌。统治者绝对不是全知全能的,在“天”或“神”面前,他也得匍匐在地。社会相对稳定的条件是,在专制权力之上必须存在一个比它更“专制”的权威。然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权威。专制皇权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最高级别了。期望为所欲为的权力掌握者做好事、善事,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期待皇帝富于远见而且具有极强的自我约束力,在既无压力又无管束的情况下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这实在是太难了。好比委托一个人管理公共财物,却允许他不记账,任凭他去支配,他怎么能够做到不把钱财装入私囊呢?
中国的皇帝固然敬天,但敬天的含义并不是收敛自己的野心与野性,并非迫于天的权威,而是一种自私的需要———让天为自己的统治张目。尽管皇帝的生活不自由,但皇帝的意志是相对自由的。皇帝意志的自由以老百姓的不自由为代价。
皇帝有短视、远见之分,有高雅、粗俗之别,有道德高下之差,有人格高尚卑劣之异。
“好皇帝”是偶然的,坏皇帝是必然的。所以,即使是相对意义的好皇帝也寥若犀角。汉文帝确实是个极有自制力、极有道德涵养的皇帝。但他同样处于皇权专制体系之中,有些短拙他是无法摆脱的。
表面上最让人感动的可能要算时为代王的刘恒(汉文帝)继承皇帝位之前的谦虚了: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与)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琊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礼次侍。《史记·孝文皇帝本纪第十》实际上,刘恒在登基前的坚辞并无实际意义,那不是即兴表演,而是事先与大臣们做好的扣,用现在的话说,大臣都是托,做给天下人看的。汉文帝的坚辞为历代皇位继承提供了标准范式,皇帝即位———特别是在没有充分继位依据的情况下———必须先辞让而后登基。
汉文帝取消肉刑(刺面、割鼻、断足三种)与连坐也为史家津津乐。取消肉刑与一位名叫淳于缇萦的女郎中有关系。淳于缇萦之父为齐太仓令,因罪下狱,她上书汉文帝,请作宫婢以赎父罪,汉文帝准请,下令废除肉刑。淳于缇萦因此而留名青史。但是,圣旨并不都是算数的,这个圣旨并没有执行多少天,不久肉刑就死灰复燃了。直到20世纪,肉刑仍不罕见。
汉文帝的减税薄赋是实有其事的。这无疑说明了他的远玉鹰见。汉祚较长,与他开的这个好头不无关系。
汉文帝废除“诽谤罪”也是一大贡献。
汉文帝下“罪己诏”非常频繁,天象出现异常或外患日亟,他都要罪己。中国皇帝下“罪己诏”的传统与汉文帝开创罪己先河有很大关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记,汉文帝终究是个专制皇朝的帝王,他的个人意志决定着世事的演变及结局。我们不妨看一看他对两个人物所持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他对乖巧奉迎的邓通宠信有加,让邓通官由黄头郎而至上大夫,并赐予他蜀郡严道铜山,许其铸钱,因此,邓通所铸之钱遍于天下,至今仍有“富比邓通”之说。然而,与邓通同时代的超级才子贾谊就没有这么好运了。由于受到周勃、灌婴等人的排斥,加上贾谊说出“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这种皇帝并不爱听的忌言,终于遭到汉文帝的疏远,被流放至长沙,作梁怀王的太傅,只好孤独地以屈原自况,吟诵《吊屈原赋》了。我想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过失是有所隐的,他的过失绝不仅仅限于提拔邓通、打击贾谊。
第二部分第二十章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中不多见的亮点之一。之所以“汉”能够成为“中国”的同意语,与文景之治的盛世不无关系。文景之治接近于很早就在中国人心中扎根的乌托邦,那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历史上,由两个皇帝共同构筑一个盛世,除去“文景”,就只有清朝的“康乾”了。接连出两三代明君的概率本来就微乎其微,何况当时中国的大一统皇权体制刚刚建立不久,权争难于平息,出现盛世实属不易。其实到了景帝,文帝的德政已渐式微。景帝的治绩无法与文帝相颃颉。史家将“文”、“景”并列,固然有其道理,但也稍嫌牵强。所谓盛世,按照形成原因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好皇帝造就的,一种是政治惯性造就的。汉文帝属于前者,汉景帝属于后者。当然,成就汉文帝的也不乏惯性的因素。然而用“好皇帝”的标准对照汉景帝,汉景帝就要相形见绌得多。在司马迁的价值王国中,“好皇帝”比“政治惯性”重要得多,因此,在他心中汉文帝比汉景帝分量重得多。
《史记·孝景本纪第十一》是本纪中篇幅最短的一篇,相对来说,平抒直叙,写得也平平,给人以应付差事的感觉,流露出作者对汉朝皇帝一蟹不如一蟹现实的无奈。
“好皇帝”总有好运相随,德行差的皇帝常有厄运相伴。似乎司马迁隐隐约约相信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德政的式微,表现在景帝已经不再有文帝“日行一善”的自觉。汉景帝在位16年,发生了许多天气异象,包括日食、彗星、地震,此外还有蝗祸等自然灾害,汉景帝面对这些不利,采取的多是“大赦天下”,而较少罪己。至少在表面上,景帝比文帝的罪己少得多。说中国皇帝拒绝忏悔始于汉景帝,虽不中亦不远矣。对于文帝的优长,景帝没有能够全面继承下来,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了。汉景帝统治时期,冤假错案明显上升。比较有名的是周亚夫受辱之后含冤绝食而死;晁错乃景帝心腹大臣,却被用来当作应急退敌的筹码,成为稳定政局的替罪羊。
景帝统治时期,酷吏横行。具有代表性的是宁成与周阳由。宁成,南阳人,汉景帝时任济南都尉、中尉,贪暴残酷,民曰:“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周阳由,汉景帝时任郎官,暴虐残酷,蛮横放纵。宁成、周阳由等酷吏宵小蟹行,为非作歹,为“文景之治”涂抹上了一缕灰色。
文景时期,是否真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府库钱财“无法周亚夫像计数”、粮库的粮食装不下只得“任其腐烂”,不得而知,但“文景”时期百倍强于秦朝的战乱不断,则是毫无疑问的。
“文景之治”得益于三方面因素:一是汉文帝采取了“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百姓得到喘息;二是汉文帝取消了肉刑与“诽谤罪”,拓宽了言路;三是汉文帝投入治国的时间多于投入策划权谋的时间,没有人为地制造过多的内讧,政治形势平稳,形成典型的太平盛世。
在大一统皇权体制下,以上三条,都极难做到。仅做到取消“诽谤罪”这一条就难于上青天,没有几个皇帝有勇气这样做的,遑论认真执行了。所以,司马迁才动情地发出“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之感慨。
可不是,中国历史上就是治世少而乱世多。
第三部分第二十一章 汉武帝与方术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皇权专制中的治世,“事不过三”,这是颠扑不破的规律,没有谁能够打破。两代明君,到第三代势必变形走样,无人能扭转这一趋势。汉文帝、汉景帝,到汉武帝就露出荒唐败落的迹象了。
一个不受制约的帝王,最终会不自觉地把精力放到张扬权势与延长寿命这两件事情上。
汉武帝热衷于后者。愚蠢得可以,也荒唐得可以。
汉武帝废黜了百家,但武帝就偏偏喜好黄老之术。黄老之术的核心是求仙。黄老之术不像佛教或其他宗教那样,求死后在极乐世界占据一席之地,黄老之术赤裸裸地求现世的无限延续。按理说,长生不老术是需要证明的,也极容易证明。哪一个方士真的让人长生不老了,才算高人。事实上,没有一个方士能够接受这一简单的验证。方士并非靠实证确立自己的权威(这是他们永远也不到的),他们是靠骗术获取皇帝信任的。汉武帝就是一个“愿者上钩”的典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骗子的圈套却至死不觉悟,不悔改。汉武帝是坚持错误到底的典型人物。李少君就是个著名的骗子。不知道李少君耍了什么手腕,猜中了铜器上的铭文,一下子就得到了汉武帝彻头彻尾的信任:少君言于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皇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剂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除去猜铭文,李少君所开的方子一次也没有灵验过,但汉武帝就是对他深信不疑。直到李少君死,汉武帝还顽固地认为他没有真死,还是痴心地寻找李少君向他推荐的安期生。
李少君死后,汉武帝又迷恋上专爱吹牛并无真才实学的栾大。栾大在汉武帝面前搞了一场骗术,他用磁石作棋子,在棋盘上“斗棋”,愚蠢的汉武帝丝毫没有看出蛛丝马迹(类似的骗术至汉武帝画像今仍在流行)。汉武帝还封栾大为“五利将军”,把卫长公主嫁给他。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欺骗汉武帝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汉武帝问众臣,听说黄帝没有死,为什么有黄帝陵呢?一个大臣骗他说,黄帝升天后,众人把他的衣帽埋在了墓中,才有了陵墓。汉武帝受尽了欺骗与愚弄,至死不悟,愚蠢至极。
欲望使得帝王的人格与智能产生异化,也许自己察觉不出,但他所做的事情却贻笑千古。专制的帝王总是认为自己最了不起,其实,他们最愚蠢,最荒唐,最低能。他们甚至不具有一般人都有的常识,不能保持一般人都有的健全思维,不能像一般人那样保持正常的喜怒哀乐。陷入邪念之中不能自拔,不仅使自己声名狼藉,也给后来的帝王树立了恶劣示范,一直到明朝,皇帝普遍信奉长生之术,沉湎于对升天的幻想之中。后来的帝王有的被愚弄得比汉武帝还惨,相信那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枉费时间精力,劳民伤财,最终搭上性命。
中国人喜欢使用“迷信”这个词汇,其实最迷信的并不是百姓,而是帝王,他们迷信权力,迷信自己独尊的人格,迷信自己的意志,迷信天定的宿命,甚至迷信各种各样的骗术……
第三部分第二十二章 吴太伯与季札的让国
关于“世家”之体例,是否为司马迁所首创,历来聚讼纷纭,我独信梁启超之言,以为司马迁乃“史界不祧之祖”。在《吴太伯世家第一》中,司马迁以其“皮里阳秋”之笔,淋漓尽致地表述了自己让国、让权的理念。
吴国具有数百年让国、让权的历史。与中国数千年杀戮争权的历史比较,吴国的传统算是个叛逆。相对于争权争国,让权让国无异于尘里振衣,泥中濯衣,未对其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不起的影响。但作为遗产,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总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丝慰藉,而且可以让我们警醒:真正该为之“奏黄钟歌大吕”的,并不是那些杀戮大王,而是吴太伯等让国英雄。司马迁的记叙十分明晰:
吴太伯的生卒年月应在武王伐纣之前。吴太伯、仲雍、季历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最小。季历的儿子昌很贤德,所以太王欲传位于季历。对此,吴太伯、仲雍不仅不争,反而以出走的方式表示支持。他们来到荆蛮,自称“句吴”,像蛮人一样剪了头发,以示不再染指世俗政治。武王伐纣的时候,将仲雍的后代周章封侯于吴。
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死。死前欲传位于四子季札。季札不受,他说: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公元前548年继位的诸樊死前留下遗言,不传位于子,而传位于弟,意在最终把王权传到季札手中。就这样,传到了老三余昧。公元前527年,余昧死,死前示意传位于四弟季札。季札避权如避祸,离家出走。臣僚们决定自此改变兄弟传位的定例,改为传子。于是余昧的儿子僚,被立为吴王。
以上便是从吴太伯至季札的让国让权故事之梗概。
遗憾的是,尧、舜、禹之后,中国历史上让国让权的事情,几乎千载独步,惟此一例,剩下的就都是杀伐了。杀人成为最好玩的游戏,以至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蓝狱”案中就杀死“凡万五千人”,杀得他自己都腻味了,想换换花样。皇子之间的杀戮都成了家常便饭。皇帝生的儿女多,为权力殿堂供奉的牺牲也多,这成为一道中国独有的风景线。陶射俑历史是什么?就是集体记忆,就是集体的价值取向,就是集体的共识。
中国的历史没有接纳吴太伯与季札的仁爱之心与他们的政治理念。毋宁说,吴太伯与季札成为了历史的反面教员,为政治家们所不齿。物以人贵,人以官显。“让”的结果只会使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一生潦倒,一事无成。让了权的,哪个能身名俱泰,善始善终?没有权力,怎能不卑言频频,毂觫不迭。诚如权贵的鹰犬韩非子所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独断的资本就是权力,权力不争何来?
司马迁写让国、让权,本意在于扬善弃恶,抒发胸臆,针砭时弊。然而今日读来,像是一个绝妙讽刺。官卑名亢的司马迁的经历不就是讽刺大餐中的一道主菜吗?在权力面前,皎者易污,者易折,绝不能任由情性,圭角毕张,锋棱崭露,率性豪宕。
在嗜斗的种族中,在传统人治的政治框架中,让国让权属于乌托邦,是永远实现不了的。“让”是一种品德,而非一种机制。作为个别现象,让是可歌可颂的。但从实际考察,让不具有普遍性。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固然需要品德,但更需要机制。所谓机制,就是确保政治体制运行的动能,在必要时,这种动能便自动地被释放出来。就字义来说,“争”具有普适性。即使在现今的民主政体中,“争”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润滑剂。问题在怎么个争法,是否非要以杀戮人头的多少为判断胜负的标准。显然,我们的先人只考虑过“让”,没有考虑到:只有合理的争,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政治运行机制。如果一味地“让”,回避政治操作问题,那就永远停留在乌托邦的水平上,毫无实际意义。———当然,这些属于司马迁力所不逮的地方,不能苛求于他。
第三部分第二十三章 专诸刺王僚
专诸刺王僚的血腥一幕,乃让国、让权的必然结果,也是断定“让国=乌托邦”的佐证。
为叙述方便,先将由让权而争权的大辂椎轮描摹如下:
公元前527年,王余昧死。死前有意传位于季札,季札避让,于是传位于儿子王僚。王僚当上吴王之后,在权力合法性问题上与公子光发生了严重分歧。王僚是王余昧的儿子,公子光是王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坚持兄弟继承的遗训(实际上自己想当王,因为自己的父亲诸樊死前就是吴王),王僚则认为,既然季札放弃继承权,就应该还原子承父业的国祚传承模式
,自己就是合法继承人。一山容不得二虎,必须平息分歧。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结束让国让权,必须流血。面对二者择一的局面,必须有一方死。
公子光抢先一步发难了。
伍子胥将一个叫作专诸的人介绍给了公子光。公子光待他为上宾,把宝押在了专诸的身上。
公元前515年四月丙子日,公子光把甲士埋伏在地下室,请王僚赴宴。王僚很谨慎,一步一兵,贴身紧随。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藏在地下室中的专诸,把匕首藏于鱼腹之中,假装送菜。专诸将鱼送至王僚面前的时候,突然抽出匕首,刺向王僚。王僚的卫士急忙用剑刺穿专诸的胸膛,专诸当场毙命,但王僚也不治身亡了。公子光如愿以偿当上吴王,是为阖庐。吴国的让国让权的悲剧,就此收场。
上一代谦和仁爱的“让”,与下一代残酷无情的“争”,恰成鲜明对照,形同霄壤。龙凤纹重环玉佩想必司马迁写这段故事的时候,一定是钩稽档案,搜罗传闻,绞尽了脑汁。要不怎能如此高蹈细腻,入情入性,写物状人,兴味悠长,令人为之嘻笑怒骂,顿足三叹,久读而不释呢?
让国让权的先辈们自己也不曾想到,他们欲射一马,误中一獐,他们的让国让权,并没有达到消灭互相杀戮的目的,没有缓和由于权的离间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仇视。让国让权对于历史的作用,不过是教训后人在权力面前不能存半点妇人之仁,告诉权力熏心的人:心不狠,祸先行。
公子光下了狠心,而且先下手了,成为后人景慕不置的英雄。他因刺杀同宗成功而名留青史。
在权力面前和平共处,建立文明的游戏规则,成为中国人无法弥补的缺失。春秋战国不论,仅就秦开创大一统皇权专制之后而言,中国人被权力弄得再也没有宁日了。哪怕哀鸿遍野,民瘼深重,也绝不会有人过问。权力的局外人觊觎权力自不待言,就是权力内部,也没有一日停止过争斗。儿子杀父亲,父亲杀儿子,兄杀弟,弟杀兄,臣杀君,君杀臣,甚至母亲也可以残忍地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一切都是为了权。权,让中国人为之朝思暮想,为之神魂颠倒,为之如醉如痴,为之六亲不认,为之黑白不分,为之禽兽不如。权,仅这一个字,使得一人独乐,而天下的机趣全无,使得真理不彰,正义不显,使得人们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一小块龌龊之地。
大一统之后,国家归于皇家,中国人基本上已经无国可争,于是变为了争权,一切为了权力。这一点正是“窝里斗”陋习的最主要的成因。争权不像争国,完全可以普及到引车卖浆的最下层,人人参与。中国历史上,除去司马迁等少数良知未泯的思想家,绝大多数御用学者或名师硕儒都是在为权而布道,造成政酷民贪这一令人尴尬的现实。
第三部分第二十四章 春秋无义战
比起大一统皇权专制来,中国的封建制简直可以算是昙花一现。在公元前221年,就早早地夭折了。
究其原因,封建制与中国人好争好斗的性格不合,这恐怕算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天子之下的诸侯不能相安共处,非要有霸主高居于其他诸侯王之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诸侯割据(这是封建制最主要的特征,不割据不足以称其为封建制)的局面总是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
“春秋无义战”,是春秋战国几百年历史的经典性概括,准确而又切中要害。战争的惟一动机就是存在讨伐的对象。对他人权力的觊觎,常常使诸侯王们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对与自己不合的诸侯更是切齿之声,霍霍可闻,一日不讨伐,一日不安宁。讨伐需要名分,师出无名必为人耻笑,于是,各种各样的名分就出来了,有的让人哭笑不得。司马迁记叙了如下的故事:
(吴王僚)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因北伐,败陈、蔡之师。
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吴太伯世家第一》只用些许笔墨,就把战争如同儿戏的事实揭示了出来。类似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太平常了。仅仅因为边邑吴楚两国的采桑女的争斗,引起了边邑长官的怒火,就发兵互相攻杀,酿成一场战争。这个故事至少对我们有两点启示:第一,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鸡零狗碎的小事皆可以成为攻伐的理由;第二,小小的边邑长官就有引发战事的权力,用不着请示,足见战争之频仍。
在中国几百年封建制的历史时期,诸侯之间因缁铢小事而大开杀戒的事情实在是不胜枚举。有为女人开战的,有为话不投机开战的,有听了说客的煽动开战的,有为一块玉石开战的,有为附和“天象”开战的,有为附和“谶语”开战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诸侯王们不适应和平的日子,不适应在统一的规则之下游戏,不适应共享同一片蓝天,不适应共存共荣。他们只习惯于一人居高而众人诺诺,只习惯于把天下的快乐集中于一人之手。巢车于是,杀啊,伐啊,争战啊,没完没了,直至只剩下一个国,一个君,一个声音。所以,可以断言,秦的大一统绝不仅仅是秦始皇个人的选择,那是中国人的选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
换个角度思考,也可以认为,春秋战国的几百年“百家争鸣”是一次浩大的社会“试验”,试一试中国人能不能在“分权”中生存,政治势力能不能和平共处,能不能由许多人共享权力资源,能不能避免权力与权威合一(从而导致可怕的独裁)。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
寻常史家往往认为:春秋无义战,而秦始皇大一统皇权建立之后的战争就属于“义战”了,为了瓦解腐败无能的专制王朝,必须发动战争,以新鲜血液取而代之。其实,这是儒家自娱娱人的一种妄说。大一统本身就意味死气沉沉,怎么能够断定,用一种“死气沉沉”替代另一种“死气沉沉”是“义”呢?
况且,在大一统专制统治下,“战争”已经化大为小,化整为零,已经变为看起来波澜不惊的“窝里斗”了。
第三部分第二十五章 伍子胥
春秋时代的吴国,乃龙蜷虎卧之地,孙武、伍子胥都是吴国名将,一位工于谋,一位工于略,掠地夺城,如履平地,立下千年伟业,让人神交在怀,时怀渴想。特别是伍子胥,提起他的大名,怎能不“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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