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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帝国的悼词

致帝国的悼词

崔卫平认为,一些朋友对告密者的批评导致了“对共产主义信仰者的不宽容”,我很难相信这是哈维尔文集的译者的观点——哈维尔不是倡导我们生活在真实之中吗?那么,生活在真实之中的人和生活在虚伪之中的人,难道是一样的人吗?崔女士在电影学院任教,她的女儿也在大学念书,按照常理推测,应当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有一定的了解。然而,我从这篇文章中却发现,这位大学教授却对大学生的状况缺乏基本的了解。她认为如今的大学生们选择入党,固然有功利方面的考量,但其中也不乏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这种看法显然会遭到比崔女士年轻三十岁左右的大学生们的耻笑——这一代人中哪里还有怀着崇高的理想争取入党的“天真汉”和“天真女”?他们还没有成年就已经世故了,那种透骨的世故比饱经风霜的老人还要可怕。
早在十多年前,我作为北大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训的时候,就曾经亲见多少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为了争取入党名额而打得头破血流。其中有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同窗,外表看憨憨厚厚的,为了入党,居然在队长前来视察打扫厕所的关键时刻,故意放下工具,直接用手去淘便坑——队长深受感动,对其大加褒扬,从此入党提干一路领先。当然,这种“于连式”的聪明人,不能代表所有的大学生,却能代表十之八九的要求入党的大学生。在我有限的交往中,在我的同龄人和比我更年轻的学子当中,确实有不少人是中共党员。但迄今为止,我并没有发现有一个人具备了崔女士所假想的那种“天真的理想主义”。近年来,我也曾经到过三十多所大学演讲,前前后后曾对数万名学生提问说:“你们当中有人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入党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吗?”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获得过一次肯定的回答。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共独裁、腐败盛行的制度下,入党意味作什么,相信这些积极入党的大学生无不心领神会。偏偏崔女士身为教授,却天真得像幼稚园中的孩子一样,“不惮以最大的善意”去体谅那些畅饮狼奶的“孩子”们——是的,他们是孩子,但他们却可以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用铜头皮带抽打老师的红卫兵,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变脸”成告密者。刘军宁先生就是因为北大学生中的告密者而被迫从社科院辞职,而“新青年”案件中的杨子立等四位青年学子,也是因为同学的告密而被判重刑。
告密者就是告密者,这不是一个太复杂的事实——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大学里,有许多教授和学生都是领取安全部门薪水的“线人”,这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深受后现代思想侵蚀的崔教授却喜欢将简单的事实弄得无比复杂,她有意淡化该学生的告密者的身份,从而让其在此事件中逃之夭夭。这种在道德底线上一泻千里乃至干脆就取消道德底线的作法,难道真的就符合“多元”和“宽容”的原则吗?在我看来,“多元”当中,显然不应当包含那种压制其他诸“元”的一元;而“宽容”一词,也绝不意味着对邪恶的熟视无睹。因此,完全我不能同意崔女士所持的“绝对的相对主义”的立场——如果那样推导下去的话,卢雪松与告密者就成了一模一样的人,而林昭与弓琳也成了一模一样的人。这是一种可怕的价值紊乱和价值虚空。
《致帝国的悼词》由余杰(中国)编写,语言为中文。
读余杰的书,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十六年前的六四之夜,在川西平原的一个小镇,一位十六岁的少年,彻夜守候在收音机旁,倾听着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和哭喊声,热泪滚滚而下,稚气未脱的脸上显现出无比的悲愤与刚毅。他从心底发出一个伟大的誓言――为自由而战!
余杰今年三十二岁,十六年前的一场六四事件,使十六岁的余杰“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余杰说:“那天晚上,我在泪水中看清楚了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究竟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奴役,究竟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从此之后,没有人能够再次欺骗我、再次愚弄我,那座中共靠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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