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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权力

自由与权力

布朗森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记者,同时也是卡尔霍恩坚定的同党,在1844年支持他竞选总统。我们相信,如果他当选,布朗森将成为其内阁成员。在他著名的《评论》杂志最早几期的一期中,布朗森写道:“卡尔霍恩先生的理论虽然毫无疑问是论述联邦宪法的正确理论,但它仍不够充分。……事实上,它没有阻止联邦政府那些不平等、不公正和压迫性的政策。1833年,南卡罗来纳奋力争取到一次妥协;但那个可憎的政策在1842年又复活了,至今通行无阻,没有哪个州再做提出异议的努力……如果恰当地判断,各州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在其领土内废止这个讨厌的税法,并禁止其国民或公民服从它。……协议各方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公认的仲裁者,因此每一方当然可以自行决定废弃协议及补救的措施和方式。”[58]
总统杰克逊将军对于卡尔霍恩其人其言都抱有强烈的厌恶。他发誓他要以叛国罪指控他,他将被吊死在比吊死哈曼更高的绞刑架上。深夜,他这位副总统的一份宣布国会法令无效的声明送到了他手里,他在一阵狂喜中把政府的法律官员从床上叫起来,说这算不算是一件终于该处以绞刑的事件。他颁布了一道宣言,谴责拒绝执行原则和南卡罗来纳的行动,干练地草拟这份宣言的人是国务卿利文斯顿。在立法史上,他作为路易斯安娜条约的作者而闻名于世。那天的第一个演说者韦伯斯特,尽管不是行政权的支持者,但承担了在参议院回击卡尔霍恩的任务。时间一到,他便被总统马车从住处请出。他这次演说被视为他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说,联邦之友认为它是对州权的决定性打击。麦迪逊已接近其漫长职业的终点,写信祝贺这位演说者,其中的话却应被视为警告:“它摧毁了拒绝执行权,而且必然加快脱离权的放弃。但由于混淆了任意脱离权和因不可忍受的压迫而脱离的权利,使这一打击没有切中要害。”脱离权仅仅是异议权之外的选择。基于宪法让后一原则失效,南部便失去惟一可能的保护,无法摆脱不断增长的多数暴政,因为拒绝执行权的失败与纯粹民主观的最终胜利是同时出现的,这时少数人的权利没有保障已成定局,多数权力不受约束得到确立。卡尔霍恩精心设计的理论,是把联邦从其宪法缺点中拯救出来的一次最真诚的努力。按照宪法的字面意义质疑它是否合法是无用的,因为它与自杰斐逊以来发展出的精神肯定是相互矛盾的。韦伯斯特可能是法律最正确的解释者,而卡尔霍恩才是联邦真正的捍卫者。甚至联邦主义者也做出过危险的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当没有法律救助时,脱离是完全正当的。利文斯顿提出的观点是,“假如法案是少数人的法案,在其执行时无法提交最高法院裁决,假如这一法案根据州的观点证明了退出联邦的风险的合理性,那么这种最后的极端措施便可立即付诸实施。”[59]
《自由与权力》由阿克顿(英国)编写,语言为中文。
当阿克顿勋爵于1902年辞世时,他的名字并不为一般公众所熟知。新学子们也许知道,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士之一、剑桥大学史学教授、大部头《剑桥近代史》的主编。还有些人也许记得多年以前他可能被天主教会革除教籍的传闻,或较为愉快地想起有关他在哈登拜会格莱斯通先生或在温莎城堡陪侍女王的报道。有关的回忆杂七杂八,各色各样,大概正可证实阿克顿本人的感觉,即他的一生碌碌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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