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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杰作

(2)
  但在陆的身上却正表达出基督身体的奥秘:在卡维尔没有一个人能像陆一样,借着弹竖琴而对我们教会的灵命有那么多的贡献。他以他那有限的、不完全的音乐作为贡物,献上对神的赞美,他所带给我们深刻的影响,与其他会友没有不同。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一天一旦陆离开了我们,势必会在教会中造成一个空缺,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填满的——即使是从闻名的纽约茱丽亚音乐学院毕业,手指灵活的专业竖琴家也不足以弥补。教会中每一个人都知道陆是一个有活力、有所贡献的会友,就像任何一个别的会友一样重要——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奥秘。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尊崇这样的事实:认清除了自己与基督身体的关系以外,其他都无关紧要,并且每个人都能确认其他会友的价值,那么,也许基督身体中的细胞才会如神所愿的开始活跃起来。
  
05 相属性
  我们无法单单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生活是由千百条看不见的线率连起来的,就在这些互相感应的线之间,我们所发出的行动成为因,我们所收到的反应就是果。
  ——马维尔
  
  生物学家从孵卵器取出一个蛋,蛋中含着一只发育完全的小鸡。十四天之前,这个蛋不过是一个单细胞(世界上最大的单细胞是未受精的鸵鸟卵),如今它已发育成一团含有好几千万个细胞的细胞块。流动的原生质很快地分裂又重组,预备迎接外面的生活。生物学家打破蛋壳,小鸡成了祭品。
  这时胚胎虽然死了,但有些细胞却仍然是活的,要所有的细胞死光,还得好几天的工夫呢!生物学家从这个小心脏中抽出少数的心肌细胞,泡在盐水里。在显微镜下,这些细胞看来是细长、纺锤似的圆锥体,成十字交叉型,好像铁轨一样。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作有规律的跳动,即使离开了小鸡的身体,处在混乱的世界中,它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工作。每一个细胞都照着不断的韵律跳动着——因为已经与小鸡分离,它们的鼓动显得格外可怜与无济于事。但若能好好培养,这些单独的细胞倒是可以活下去的。
  这些细胞因为缺乏调速器的联络,因此跳动得并不规则,断断续续地,每个细胞的律动大约是每分钟三百五十次,这也是小鸡正常的心跳速度。但观察过一段时间,大约几小时之后,却有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五个不同的心肌细胞本来都是按着自己的步调收缩的,但慢慢的先是两个,然后二个,最后五个细胞都会同时收缩,这时不再是跳五下,而是一起跳一下。在盐水里这五个细胞如何沟通这种律动的感觉呢?为何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
  有一类萤火虫的行为也是如此。一个在丛林中漫步的人发现,一群萤火虫在断断续续地闪着荧光。但当他继续观察时,这些萤火虫会渐渐地一个个开始互相调和,很快所看到的不是很多步调不一致的闪光,而是同一个闪光,人约在五十根不同的树枝上,一同一明一暗地闪动着。这些心肌细胞和萤火虫似乎感受到一种出于本能的节奏,即使没有指挥在场,它们也能在同样的时间里,弹出同样的音符来。合作——这种细胞在体外所表现出的奇特现象,也止是控制内在生命的主要体制。在体内,每一个心肌细胞都必须按照同一个速度跳动,否则动物就只有死路一条。每一个细胞也都能与身体的其他部分有密切的沟通。在蝙蝠翅膀中漫游的白血球,怎么分辨出哪些细胞是侵略者,要加以攻击,哪些又是朋友,要表示欢迎呢?没有人知道,但细胞问的确有一种错不了的相属感。
  所有的生物在本质上都很相像,动物血液和植物叶绿素的区别,只在于一个原子的不同,然而身体却可以毫无错误地感觉出最细微的差异,它甚至可以叫出身上一百兆个细胞的名字。第一批接受换心手术的病人死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新心脏失职,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不肯受愚弄。虽然新的心脏在各方面看起来都与旧的没有两样,它也能按正确的韵律跳动,但它们毕竟不属于这个身体。自然界有关会员资格的法规被破坏了;病人的身体对这新输入的细胞大叫:“外人来也!”进而想办法排斥它们,这种免疫反应之谜使得今天器官移植的科学仍停留在幼稚园的阶段。
  我还可以将这种辨明身份的程序说得更复杂一点,比方说,今天组成我这个人的成分——包括骨骼细胞、脂肪细胞、血液细胞、肌肉细胞——早已经和十年前的成分完全不同,过去所有的细胞都已经被新的细胞所取代(除了神经细胞与脑细胞从不被取代之外)。因此,要说我的身体像一座雕像,倒不如说它像一道喷泉:形状一直不变,但却又不断地被更新。无论如何,我的身体却总是知道这些新细胞是属于它的,会欢喜地接纳它们。
  是什么东西促使细胞一起工作呢?是什么东西透过百兆个细胞的合作,而导致高度专业化的功能呢?
  
  这种彼此相属的密码是存在于每一个细胞核里,通过化学作用盘卷在成串的DNA中。当卵子和精子结合后,DNA的化学链就会从每一个基因的中心分裂,就像拉链被拉开了一样。DNA本身又再生,每一次细胞都带着相同的DNA,分裂为二、四、八、十六、三十二个细胞。尽管细胞愈分化愈专门化,但每个细胞都不忘带着十万个基因所组成的整套指导手册在身。据估计,若将DNA所包含的所有指示记录下来,它可以变成一本一千六百页的书。神经细胞也许是按着第四册书中的指示来操作,而肾脏细胞则可能听令于第25册的命令,但这两种细胞都会拥有整套的摘要(DNA本身既狭窄又密集,若把我身体细胞内所有的基因都集合起来,它们可装进一块小冰块内;但如果把DNA解开,再把它们头尾串连起来,那么整个长度将可从地球到太阳来回绕四百次),它供给体内每个细胞一张秘密的会员证。每个细胞都拥有一个完全的遗传密码,因此,整个身体都可按任何一个身体细胞带来的讯息而重新聚集,这也因此形成有关繁殖之推测的基础。
  DNA的设计者又进一步对人类应当达到一个更新、更高的目标提出挑战:他要每个人成为它身体中的一员。这个会员资格是由基督身体内每一个新细胞内质开始更换时开始的,这与DNA的输入很相似。基督的身体与其他任何团体都不同。它不像一般的社团或政治团体。一个人要想成为这团体的会员,必须经历一种极端性的改变,好像在每一个细胞中印上新的密码一样。实际上,正因为我属于基督的身体,因此,从遗传的角度来看,我该像基督。
  我愈多思想这个类比的应用时,就愈多了解这方面的属灵真理,这个真理是圣经常常提到的,但所用的字眼也常令人感到困惑。
  保罗说:“你们岂不知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耶稣说:“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林后13:5;加2:20;约14:20;约15:5)
  我只能用世界的例子来描写复活的基督与我之间的关系,比方说:生命的奥秘就在于DNA会把一个毫无错误的身份证传递给每一个新的细胞;同样的,基督已经将属灵的生命灌输给我们,这属灵生命就像自然生命一样地真实。也许有时我会怀疑自己的身份,或觉得我还是老样子,但圣经记得很清楚,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约3:36)一个联结于基督的人,与一个未联结于基督的人,其间的差别,就好像一个死的细胞组织与我身上活着的有机体一样不同。DNA将化学物质、矿物质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会成长的身体,而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拥有该身体独有的身份。同样的,神使用自然人的物质和基因,先将他们分开,再借着他自己属灵的生命把他们重新联合在一起。
  耶稣使这种相互的改变成为可能:童女生子表示耶稣的DNA既完全属于神,又完全属于人,两者联合为一。如今,透过与耶稣的联合,我身上也可以拥有神的基因。
  这种实际身份的改换是在我们悔改信神的那一刹那发生的,这也是件叫人很难想象的事。耶稣总是试着用他听众能了解的字眼来说明这种过程。他对尼哥底母说,这种过程就是“重生”或是“从上头生”,这些名词正说明了要得到这种属灵的生命,过程是相当激烈的,正如一个婴孩进入世界一样。
  由于这种内在素质更换的结果,我们内在的生命,不仅只是带有神的形象,或具有神学思想,也不只是对神有信心而已,而是拥有神实际生命的本质。有了基督属灵的基因,我们就敢面对一个使人战栗的后果:一旦我们站在神面前受审判时,神是按着基督的完全,而不再按着我们的不配来审判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林后5:17—21)保罗也说过:“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西3:3)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
  正如我身体中完整的身份密码存在于每一个细胞中一样,上帝的基因也渗透在他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里,将我们这些肢体联结在一个真实的、有机的链环中。当我在印度、非洲或加州遇到一些陌生人时,因为他们与我向同一位元首效忠的缘故,我就可以感受得出这种紧密的联结,我们立刻就成为弟兄姊妹,同是属于基督身体的细胞。我可以在宇宙性的大身体中享受到整个共同生活团体的喜乐,每一个有上帝住在他们心中的男女都包括在这大身体中。
  我们身份的转移,不仅给我们带来无法想象的好处,同时也带来严肃的责任。当我们在世界中活动时,我们实际上就是要上帝与我们一同参与那些活动。保罗用身体作比喻,来提醒那些乱来的哥林多人,要他们注意新的身份所代表的真正意义。他警告他们说:“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他的结论是:“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林前6:15-16,19-20)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比这种说法更能证明信徒对罪恶应有极严肃的看法。保罗并没有用“上帝在看着你”来防止信徒犯罪;他要我们明白,我们是道成肉身之上帝在世上的代表,这实在是一个严肃的担子。
  加入基督身体的过程在乍看之初,好像是要否认自己,不再有完全的自主权。然而,奇怪的是,我若肯否定原有的价值体系——不再一味地在权势、财富、才干上与别人一较短长——而肯将自己奉献给元首基督时,我却能从此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我那种与人竞争的意识消失了,我不再需要战战兢兢、千方百计地证明白己是有价值的。有了新的身份,我只想活出一种新生活来,让周围的人都能因我而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慈爱,而不是要证明自己多么有本领。我的价值和领受都藏在他里面。我自己已经经历过,这种自我否认及奉献的过程是健康的、是能令人心旷神怡的,也是绝对美好的。
  
06 服务
  在施予中,我们有所得;在饶恕中,我们得到饶恕;在死亡中,我们重生,得以进入永生。
  ——圣方济
  
  我闭眼回想自己的一生,试着在记忆中搜寻人生少数几次极度喜乐和满足的时刻。令我惊讶的是,我想到的不是那一顿大餐、那一次难忘的假期,或那一个颁奖典礼。我的思想反而停留在我过去有机会密切合作的一个团队上,因着合作我们有机会去服事别人。有时,我们的工作是帮助病人改进他们的视力,有时是防止麻风病继续恶化,或挽救一只腿免被切除。遇到那种时刻,我们总要作些明显的牺牲。手术通常是在极原始的状况下进行的,我唯一有的是一张可以搬动的桌子,一百一十度的气温和一个年轻的助手拿着手电筒站在我旁边。即使工作情况不甚理想,这些必须叫我集中所有精神帮助别人的时刻,总会闪耀出不寻常的光辉,令我难忘。
  我特别记得一个病人,撒答郭番,他的朋友都叫他撒丹。他出生在南印度一个艺术家的家庭,世袭阶级地位很高,受过良好教育,有很好的教养,但麻风病使他成为被社会所遗弃的人。路上行人一看到他的脓疮,就会大声叫骂,带着厌恶的表情避开他。餐厅他不能进去,公共汽车也不准他,上车。
  撒丹满怀沮丧地来到我们在维罗的医院。虽然他的脸看来很正常,但他的手指已缩短瘫痪了。他的脚上生疮,凡他走过的地方,地上总会留下湿漉漉的一滩痕迹。因为麻风病已经感染到骨头,他的脚也短了半截。撒丹的麻风病已严重到失去应用手脚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我们医疗队费尽心力,想尽办法要加以扭转的。
  我们相信他的脚如此恶化,都是由丁没有痛觉,一直走路以致脚部承受太大压力所造成的。简单观察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我们在病人鞋罩找到钉子和粗糙东西的地方,也正是他们脚上长烂疮的地方。我在想如果我们能把压力平均分散到整个脚底板,也许表皮就能承受这些压力,我们的病人也就可以走路,而不致使脚部遭到损伤了。
  撒丹是个理想人选,正可用来试验我们的理论。他迫不及待地同意住进我们的“新生命中心”,这是一间用泥土、茅草搭成的小屋,他愿意做任何事,只要我们能改善他的病况。我们先叫他睡在病床上,等到生疮的脚痊愈,然后替他做上一双柔软的便鞋。他很兴奋地开始走路。但不到一个星期,他脚上又会出现红色的脓疱,撒丹只得再回到床上去。然而我们总是很乐观,因为这种设计是实验性的,我们只需要继续找出最适合他脚的鞋子即可。
  但接下来的三年,我们的情绪却是在频繁的希望与失望中交织度过的,用几行字来表达这种情绪的波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试过石膏模型、木屐、用蜡模做成的塑胶鞋等。我还特地到加尔各达去学如何合成氯化聚乙烯化合物,也到过英国学如何用喷洒上去的塑胶做鞋子。
  我觉得自己是在尝试拯救两个好友的生命,却又一再失败。一个好友是我的理论,因我心中一直相信因麻风病所引起的畸形是可以没法防止的。我相信这种病主要是攻击神经,只要我们能想出办法防止病人自我摧残,病情必会好转。我们已经收集了很多支持这种理论的证据,而且在比较不严重的个案中,也都尝试成功了。这个观念不只是一套冷冰的科学理论,它也几乎变成我们自己心爱的孩子。在比较年长有经验的医生们反对之下,我们这一小群在维罗的医生,仍然为着一个理想在努力奋斗,我们盼望能够扭转世人对麻风病人的古老偏见。但经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就在撒丹试一双又一双鞋子的期间,我们看着脓疮消失,治好后又会再长出来,这种熏复的过程使我们对自己理论的信心慢慢死去。
  但我们还要支持另一个朋友,就是撒丹自己。毕竟,我们所研究的是他的脚,我们将自己的观念拿来做实验,而撒丹却是把自己的身体和希望都献上了。我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无法再面对他,给他脱袜子;虽然我知道,撒丹从来不会抱怨。我已经爱上撒丹,我也知道他爱我,把我看作是他最后的希望。我有时不禁会想,为了他的缘故,我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的理论,锯掉他的脚,这样做至少他还可以装上木腿,回去与家人团聚。
  每一次失败后,我们总又从头开始新的设计——是一只高的、坚固的靴子好呢?还是一个可伸缩的、有弹性的鞋底好呢?每一个晚上,我们带着新出现的希望,一起讨论。
  有时候一个月过去了,当我看到他的脚没有感染的迹象时,就会开心地人叫:“撒丹,我们终于找到合适的鞋子了!”但最后总免不了,失败的迹象又会再度出现。
  我常试着在那些经常出问题的地方减轻压力,结果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把磨损处移到新的地方去。我们的医疗队鼓励撒丹,他也鼓励我们。如果要哭泣,每个人就独自哭泣,但大家总是尽量不把自己的沮丧显出来。
  除了设计鞋子外,我还要做粗手工。在一天的教学和手术结束后,我总会走到“新生命中心”,重拾起木匠的手艺。用一套凿子、半圆凿和锉子,先把一块木头刻成木屐,然后削扁,做成撒丹脚的形状。他坐在板凳上,我就用木屐去合他的脚,凡是脚上有肿块的地方,我就在木屐上挖个洞加以配合。最后,再用砂纸把成品磨光,以免伤到他的脚。绑上皮带以后,我就带着撤丹,开始另一阶段实验性的步行。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经常要检查他脚所承受的压力,看看有没有发炎的迹象,然后调整木屐。但最后撒丹总会带一只边上染着血迹的木屐来,“真抱歉!”他会这么说,我也一样会喃喃自语:“很抱歉!”然后我们又要重头开始。
  然而,在这一切的沮丧中,我们也有过一些美好的时光。我们发现所有最成功的鞋子都是可以摇摆的——鞋底下装一根粗糙的棒子,使得脚可以前后摆动,好像装在定轴上的中中跷跷板一样,用不着弯曲。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我学会预测脚快发炎的迹象。即使撒丹感觉不到痛苦,我的手还是可以察觉到,只要发现脚上哪些地方是热的,我马上就知道那地方已经受伤了,再过一、两天,邡地方一定会破皮。能及早发现这些快受伤的地方,我就可以改变鞋子的形状,或让脚休息一阵,使肌肉可以复原。
  发现这一点以后,能够好好走路的时间延长了,撒丹的脚皮也比较不容易破了。一种几乎令我们窒息的希望渐渐地取代了失望。撒丹可以走好几个月的路,而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与过去几年比起来,他也能走得更好。
  之后,我又发现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的心得。有一天,在我摸着检查他的脚时——如今我对他的脚,比对自己的脚还要熟悉一我感到很兴奋,因为他的脚是凉的,完全没有发炎,我觉得他的皮肤不同了。过去撒丹的皮肤很硬、温温的,而且绷得很紧,而现在是松软、凉凉的,并且缩小了些。我突然领悟过来——这才是撒丹正常的脚,它第一次复原过来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由于长期发炎所堆积下来的废皮,加上反复地受伤,他的脚一直是肿的,而且一直在发炎。如今.因为几个月没有再受伤发炎的缘故,细胞中的蛋白质液已经开始能被皮肤吸收,使皮肤和骨头不再肿大,因此能够移动,并且能适应外在的压力。
  我们早期的问题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撒丹的脚从来没有恢复止常过而引起的。他的身体为了要抵抗感染,而发展出来的表皮组织,并不能承受外表压力的磨损。在每一次的痊愈后,我们总是太快要他起来走路。由于神经已呆滞了,撒丹无法注意到自己的新皮肤还太嫩。于是用几个月的工夫,我试着学会去感受他所感受不到的痛苦。
  今天,每当我有机会再到印度时,我总会绕道去看看我亲爱的朋友撒丹、他的太太和他们的家人。他现在显得自豪而独立,在一家医院当档案管理员,自力更生。他靠着一种会摇摆的靴子走路,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麻风病人、糖尿病患者和其他脚部没有神经的人,都在使用这种靴子。
  当我们见面时,撒丹总会脱下靴子,热心地展示他的双脚,它们已经有好几年不再生脓疮了。他的皮肤是松软、自由的,他的脚是冰凉的。我用手去抚摸他脚上每一个熟悉的轮廓,当我们目光相遇时,我们都会想起过去那段失望和流泪的日子。但我们记得更清楚的是,当我们知道他的脚真止复原的那一天那种狂喜的情形。如今我称呼撒丹的脚是我的脚,撤丹也说我的手是他的手,因为只有通过我的手,他才能有所感觉。
  当耶稣谈到基督徒生活时,他所发出的邀请听起来往往像是一种警告。他说人若想过基督徒的生活就要“计算代价”,要肯变卖所有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他。过去他的这种态度常常令我深感困惑,如今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为了强调忠诚之必要才这样说的;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肯为全身献上自己。有时候跟随一个元首也要这样地弃绝自己,有时更要肯为元首之故忍受某些痛苦。通过像我和撒丹这种少有的经历,我才知道原来服务别人可以开拓一些令人满足的生活层面,这实在是远超过我的想象。神呼召我们舍已,其实不是要我们为达成舍己的目的而舍己,实在是为了要我们享受真正的满足,这种满足是那些不肯舍己的人永远享受不到的。
  我们的文化鼓吹自我满足、自我发现和独立自主等观念,但按照基督的说法,只有当我肯舍去生命时,我才能得回生命;只有借着奉献自己为“活祭”,透过向他效忠,把自己奉献给在基督里那更大的身体时,我才能明白自己真正存在的理由。
  对于这种服务的人生,我们总带着殉道者的精神,希望能满足自己的感受。其实,我们蒙召否认自己,为的是能开拓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在两相权衡之下,显然得好处的是我们自己:一面得以脱去自私的外壳,一面透过我们自己的手表达出上帝的爱,使我们能重新被塑造成他的形象。杜端蒙(Henry Drummond)说:“拒绝否认自我,留下来的就只是未被否认过的自我。”
  要了解服务的观念,最好是透过个人的榜样,而不是靠抽象的理论。留给我相当深刻印象的是一个长相很奇怪的法国人,名叫皮埃尔(Abbe Pierre)。他来到维罗的麻风病院时,身上穿的是修道士的大袍子,肩上披一条毯子,毡制的旅行袋里则装着他所有的行李,我请他来与我们同住,就在我们家里,他告诉我他的故事。
  他是天主教的修道上,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指派在巴黎的乞丐当中工作。那时,巴黎的乞丐没有地方去,冬天一到,很多乞丐就冻死在街道上。刚开始时,皮埃尔想办法要使整个社区关心乞丐们的情况,但并不成功。后来他决定,唯一的办法是要乞丐们学会如何自力更生。首先,他教导他们营生的方法。过去他们只是偶尔出来捡捡瓶子和破烂,现在他把他们组成队,分头去清扫城市。下一步,他要他们利用别人丢弃的砖头,建造一间货栈,把从大旅馆和商店里捡来的大量瓶罐分类储存,开始做生意。最后,皮埃尔鼓励每一个乞丐,要负起责任去帮助其他比自己更贫穷的乞丐,这个计划果然成功了。后来,有一个叫以马忤斯的机构成立了,继续皮埃尔的工作,同时在其他国家也设立了许多分支机构。
  皮埃尔告诉我,等他在巴黎工作了几年以后,在这个法国城市里再也找不到乞丐。皮埃尔相信他的机构已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
  “我一定要找出一群我的乞丐们可以帮助的人来!”他这样说,他也开始到全世界其他地方去找这些人,就是在这样的旅程中,他来到维罗。他最后用他所面对的难题作了结论:“如果我找不到比我的乞丐们更惨的人,这个运动就会转而对内。他们将会成为一个强有力、富有的机构。那么,一切属灵的影响力都会消失!他们没有一个人肯再去服务别人!”当我们走出房子,到学生招待所去用餐时,我的脑子里一直回响着皮埃尔热切的恳求:“我需要找到一些我的乞丐们可以帮助的人!”
  我们在维罗的医学生有一个传统,是我一向要事先警告来访的客人的。凡是来吃中饭的客人都必须站起来讲几句话,介绍他们是谁,为什么而来。我们的学生像其他地方的学生一样,对这种事一向漫不经心,他们之间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他们只肯忍受三分钟的演讲,如果那位客人讲话超过三分钟(或时间还没有到,已令人厌烦),学生们就会跺脚,要那个人坐下来。
  皮埃尔来访的那一天,他照例站起来,我把他介绍给大家。我可以看出这些印度学生用迷惑的眼神瞪着他——这个大鼻子的小矮个,不但貌不惊人,身上还穿着一套奇怪的修士袍。皮埃尔开始用法文讲话,我和一位叫汉兹的同事则十分辛苦地替他翻译。我们两人的法文都不好,但在这个地区没有人讲法文,我们只好结结巴巴地把一些概要翻译出来。
  皮埃尔刚开始还讲得比较慢,但很快速度就加快了,好像录音带突然转快一样,一句接着一句,有时还比手划脚。我非常紧张,因为他开始长篇大论地从整个事情的发展史讲起,而我知道学生们很快就会把这个伟大而谦卑的人给轰下台去。更糟的是,我根本翻不出他那十万火急的句子。他才到过联合国总部,听到一些大人物如何用好听的声调、优美的词句侮辱别的国家。皮埃尔则说,语言只能用来表达恨,真正的爱不必用口来传达,爱的语言就是你肯为别人做什么。然后他愈讲愈快,汉兹和我面面相觑,无助地耸耸肩站在一旁。
  三分钟过去了,我稍往后退看着整个房间,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动。这些印度学生用锐利的黑眼珠瞪着皮埃尔,脸上充满陶醉的表情。他一直往下讲,竞没有一个人出声。二十分钟以后,皮埃尔坐下来,学生们马上爆出最热烈的喝彩声,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我完全不懂,不得不去问一些学生,“你怎么听得懂?这里没有人会讲法文啊!”
  一个学生回答我说,“我们用不着语言,我们感受到爱和上帝的同在。”
  皮埃尔已经学会忠诚服务的功课,这是维持基督肢体全身健康的唯一方法。他来到印度的麻风病人中间,寻到一些比他的乞丐们更可怜的人;一旦发现他们,就充满了爱和欢欣。他回到法国的乞丐们当中,他们和以马忤斯机构共同捐赠了一幢病房给维罗医院。他们找到了需要他们帮助的人,这种属灵的动机,使他们的生命能持续下去。以马忤斯运动因而成长,成为基督身体中服务别人的一部分。
  
07 叛变
  伟大的科技似乎使得人类自足于每天的生活,不再需要求助于他人。我们愈来愈需要隐私权,于是我们也就变得愈来愈孤立、愈来愈寂寞。
  ——史拉特
  
  在印度马德拉斯的中央车站,躺着一个女乞丐,是我看过那一带乞丐中最可怜的一个。她躺在那些川流不息、赶着坐火车的人群当中;夹着公文包的商人、有钱的观光客,以及政府官员都会从她旁边走过。
  就像很多印度乞丐一样,这女人面容憔悴,双眼、双颊都陷了进去,并且骨瘦如柴。但奇怪的是,从她身体的一边长出一大块圆胖、滑溜溜、像腊肠一样的肉团,由一片宽大的皮肉牵连着,挂在她的身上,好像一个未成形的婴孩一样。这女人将她那奇形怪状的腰窝露在外面,期望能在众多乞丐中争取到更多的同情。虽然我只大略看了她一眼,我就可以确定那一块长出来的东西是脂肪瘤。它看来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但好像又不是。它像是一些外科医生从一个三百磅的人身上割下一大块肉,用活的皮肤包起来,再巧夺天工地把它缝在这女人身上一样。她很饥饿,虚弱地伸出像蜘蛛脚般的手向人求乞。但是她的瘤却长得很好,几乎与她身体其他部分的总重量相等。这块瘤在阳光下闪烁着,消耗她的健康,吸取着她的生命。
  脂肪细胞——在马德拉斯市乞丐身上长的瘤就是由它们组合而成的有机群体。在西方注重外貌的文化中,“脂肪”这个字眼带有缺乏纪律的含意在内。对一般人来说,这是一种无用细胞的集合体,应该予以削减。
  不过,从外科医生的观点来看,当他拿起手术刀划开皮肉,露出油质的脂肪细胞层时,他却马上可以感受到脂肪的价值,医学观念可以平衡一般人对“脂肪”一字的误会。因为脂肪可以隔寒,这就是为什么十亿脂肪细胞都集结在表皮之下的原因,也正因此之故,胖的人比瘦的人更能忍受寒冷的天气和冷水。脂肪细胞只要找得到空间,就可以生长于内脏四周、肌肉与身体内的表层下。因它们的存在,重要的内脏得以免受激烈的冲击。
  没有一样东西比脂肪更能影响人的外表。为什么少女会那么悦人眼目呢?因为有丰富的脂肪细胞充满在不规则的骨头和肌肉之间,使她们的皮肤显出细嫩、光滑的轮廓。
  但脂肪除了御寒和形成美丽的轮廓外,还有更多的功用。每一个脂肪细胞都是一个储藏室,包含着一颗黄色的油球,压迫着细胞核。如果身体能吸收到足够的食物以供消耗,脂肪细胞就不会起什么作用。饥荒一旦来到,脂肪细胞多的人将会在别人都饿昏了的时候,还能忍受得住,这就是脂肪最具策略性的功能。
  如果一切正常,身体会摄取够用的食物,维持本身的成长,并更换坏死的细胞。但如果供应量减少,譬如一个人为了把握夏天的日光割草,而延误晚餐时,那么体内的脂肪细胞就会收到警报。对于缺乏肝醣元的肝脏和缺乏葡萄糖的血液,脂肪细胞会很慷慨地献出他们的油性宝藏,因为它能扮演身体储藏室的角色。脂肪细胞使得其他细胞能更自由、更有效地做成它们该做的工作。想想看,如果每一个肌肉细胞都必须携带一个囊状的能量储藏室,那么,我们的身体岂不会变得东凸一块、西凸一块,而成了奇形怪状的怪物吗?
  有些脂肪是马上可以消耗的,只要人一开始节食,它就先被消耗掉。其他的脂肪,譬如在肾脏四周和手掌上的脂肪,因为有重要的次等功能,因此不会轻易被消耗。但是如果身体处在饥饿状态太久,那么即使这些有高度优先权的脂肪细胞,也必须放出它们重要的脂肪存量。
  我喜欢把脂肪细胞想成是身体细胞中的银行家。当富足的时候,它们就尽量储存;好像身体内的存款超过提款。当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又能把化学财富轮回血流中。
  但有时身体内会发生可怕的事——叛变——脂肪瘤形成了,好像长在马德拉斯乞丐身上的那个瘤一样。脂肪瘤是一种低级恶毒的瘤,它是由单一的脂肪细胞演变而来的;它一面是个最会把脂肪储存起来的懒惰家伙,一面又与身体的领导阶级对抗,不肯放弃它所储存的脂肪。换句话说,它只接受存款,却对提款单不屑一顾。一旦那个细胞开始繁殖,与它同类的细胞就会很快地跟从它的领导,而长成一个像赘肉的瘤,充满在体内的空隙,压迫肌肉和体内其他的器官。有时脂肪瘤会挤住眼睛,而影响到眼球整体的运作,它也会压住感觉神经,这时候病人就需要动手术了。
  我曾经切除过这种脂肪瘤。在显微镜底下,它们看起来就像健康的脂肪细胞,充满着亮晶晶的油脂。这些细胞都有很美好的功用,可惜只有一项缺点——他们不肯向身体效忠,完全不关心身体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马德拉斯的女乞丐正在慢慢饿死,而她身上的脂肪瘤却愈长愈漂亮的原因。
  如果一个瘤的成长只局限在一个地区,且不超过细胞膜的范围时,这种瘤就是良性的。但当不忠诚的细胞破坏这个禁令时,体内就会出现极可怕的情况;它们会拼命繁殖,很快遍布整个身体,把正常的细胞挤死。只知对付外来侵入者的白血球,不会想到要攻击身体本身的叛变细胞。医生最怕的就是这一类的功能失调——这就是所谓的癌症。一些神秘的理由,促使这些细胞快速蔓延,无法控制,而这些细胞可能来自脑部、肝脏、肾脏、骨头、血液、皮肤或其他组织。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功能良好的细胞,它们的问题就是不忠诚,只知自顾自的行动,不再把身体的其他需要列入考虑范围,于是身体就出了毛病。
  即使是白血球——这个不可或缺的宫廷守卫者,也会因为叛变而破坏整个身体。有时候他们任意繁殖,冻结了血流,使淋巴系统负荷过度,因而扼杀了身体的正常运作——这就是血癌,或称白血球过多症。
  由于我只是外科医生,不是先知,我很怕拿身体上的癌症来与基督属灵身体上的叛变作类比,但我还是必须谈到这一点。基督对于外来恶势力加诸他身体上的冲击和鞭打,一点也不在意,他曾平静地应许教会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我的教会。”(太16:18)他能很轻松而不受威胁地在罪人当中行走。但对于从内部而来的不忠贞,他却声色俱厉地予以警告。
  身为一个个别的细胞,我必须集中精力,看看我自己应该如何关心到世界其他地区肢体的需要。至于其他基督徒对教会应该作何反应,我不能也不该下任何断语。
  但我也必须指出,像我这样一个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中工作了18年的宣教士看来,基督教财源分布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在维罗,我们用在一个麻风病人身上的钱是每人每年三块美元,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因资金不足而得不到照顾。反过来,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形,许多教会热烈地讨论该如何花费百万元美元建一座体育馆,商讨如何美化教会庭院、为教会的草地买肥料和改建教堂尖塔等事……甚至举办讲座,教导会友如何省税,以便守护他们堆积的财富。当我看到那些教会对国外和大城市事工所定的预算时,我禁不住从心底浮出一幅活生生的图画——那位马德拉斯的女乞丐终于因为脂肪瘤愈长愈大、愈圆,慢慢地饿死了。
  这并不只是美国人的问题,也不止是西方才有的问题,每一个社会都有囤积财富的例子。这种警告是针对我们每个人而发的,我只是站在一位医生的立场,发出一个警告:请记住,只有当每一个细胞都关心到整个身体的需要时,身体才会健康!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西方人太专注于与我们周围的“细胞”竞争,而因此无视于世界其他地方那么庞大的需要?在基督的身体中,拥有财产与金钱并不是罪,这正是某些肢体应有的重要功能。当我把富有的人与脂肪细胞联想在一起时,我所应用的是积极的形象,好像一个医生赞赏脂肪在身体内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有了财富,就容易行好客、慷慨的事了。身上多些储藏可以帮助身体更便于照顾自己。然而别忘了,脂肪的控制也是个困难的问题,不论是在生物学方面或在宗教方面皆然。
  请试着把整个世界想象成一个只有1000人的社区:
  在我们这1000人的城市中——
  180人住在所谓已开发世界的高岗上。
  820人住在其他未开发世界的岩石低地中。
  住在高岗上那幸运的180人拥有整个城市80%的财富,拥有整个城市半数以上的房间,而且每人都有两间以上的房间,拥有85%的汽车,80%的电视机,93%的电话机,每人每年平均收入5000美元。
  住在低谷中没有那么幸运的820人中,每人每年只得700元美金,很多人甚至少于75元,平均五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
  住在高岗上那幸运的一群怎么使用他们的财富呢?整体来说,他们用还不到百分之一的收入来帮助住在低谷中的人。(以美国来说,每100元的收入里,有18.3元是用来买食物;6.6元用在度假与娱乐上;5.8元买衣服;2.4元买酒喝;1.5元买香烟;1.3元捐给宗教及慈善机构,这些捐款中,只有一小部分用在美国以外地区。)
  住在拥挤平地上的那些人——大约有三分之一要受营养不良的苦——他们会怎么想那些住在高岗上的家伙呢?
  我知道这些问题背后还隐藏着很复杂的经济和文化因素。但我对于早期教会义不容辞地帮助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留有深刻的印象:使徒保罗在百忙中抽出几个月的时间,从希腊基督徒那里收集捐款,用来救济帮助那些在耶路撒冷贫穷的犹太基督徒。
  我们需要停下来仔细看看自己。上帝需要各种类型的细胞在它身体中:肥的、瘦的、富有的、贫穷的、简单的、复杂的,但它更需要忠心的细胞。在使用资源的范畴中,我们的头——耶稣,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要指示我们。愿上帝拯救我们,使我们不要成为他身体中的一颗癌细胞。
  
08 骨架
  骨头就是力量。因着骨头,柔软的部分才有所依附:否则它们只能无助地在阳光下飘荡,而人就成了另一种蠕动的生物。
  ——理查·薛哲
  
  这里的布局真像恐怖电影中的一个镜头。每天早上,我要穿过幽暗、狭窄的甬道,爬上螺旋形的阶梯,来到这间古老的阁楼上。这里有一排排的盒子,上面满布灰尘,其中存放着大约六百具骨架。每天我都在这间轧轧作响的阁楼里,借着昏黄的灯光,蹲在箱子旁做骨头分类的工作。我在哥本哈根这间老旧带有霉臭的阁楼里,总共待了七天。
  这房子是一个药学史家——穆勒·柯群生(Moller Christiansen)博士的私人博物馆。他之所以会邀请我去,因为那六百具骨架曾经一度都是属于麻风病人的。他在丹麦海岸外的一个小岛上发现这些骨头,经过细心研究之后,柯博士写了一本很了不起有关麻风病的书。我们这些实际上从事治疗这种病的人,简直不敢相信柯博士一生,还从未见过一个活的麻风病人。他一切有关这种病的真知灼见,都是从阁楼里那些五百年前的骨架中归纳得来的。然而他却教导我们很多有关麻风病的事实;而且对如何治疗这种病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柯博士拿起那些格格作响的骨头时,真像孩子从箱子里找出心爱的玩具一样。他会找出一些他最喜爱的骨骼,骄傲地将它们的特征指给我看。譬如,有很多骨架前排的牙齿已经掉落或不见了,这是由于麻风病往往是先攻击身体中较冷的部分所引起的。我们也一起榆视了一些手脚的骨头,看是何种伤害导致他们身体畸形。
  一天早上,当我单独在阁楼里检视这些骨头时,找到几箱从一个修道院里挖出来的骨架。我马上就想起人类学家米德女士(Margarer Mead)给我上的一堂课,她大半生都在研究原始文化。她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文明最早的迹象?”一个陶土罐?铁器?工具?农业?不!对她而言,真正最早文明的证据,乃是一根得到医治的股骨。“就像这一根腿骨!”在课堂上,她会把一根腿骨高高地举给我们看。她解释道,像这样的医治在其他充满竞争、野蛮的社会里是永远找不到的。在一个野蛮的社会里,我们只能看见大量暴力的端倪,被箭所穿透的太阳穴、被棍棒所击碎的头骨,只有这根得到医治的股骨显示出,必定有人在照顾这位受伤的人——为他去猎食,带东西给他吃,牺牲个人来服侍他,野蛮的社会付不出这种同情的代价。从修道院后园所挖出来的那些骨头中,我同样找到病人得到医治的证据。后来我又从柯博士那里得知,有一群修道士曾经在这群麻风病者当中工作,他们所付出的关怀,直到五百年后才被人发现,只要从那些一度发炎、碎裂或腐蚀了的骨头中,看到它们后来又长回连在一起的情形,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星期后,我离开了那个可怖的阁楼,感觉上我好像看过一套有关古代文明的幻灯片。帮助我了解古代文明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些从历史灰尘中所挖掘出来,表面稍带皱褶的骨头,但它们却能使我学到许多东西。脸庞、毛发、衣服,这些最会消耗文化能量的东西,如今都已腐朽了,只留下骨头成为唯一可辨认的纪念品。
  譬如,靠一个笨重的骨盆,我们可以很快地看出那个人的性别:宽而浅、里面带着一道光滑轮圈的,显然是属于女人的;椭圆形的开口正好配合一个婴儿的头挤出来的大小和形状。旁边一个骨盆比较窄小,呈心脏形,且由较重的骨头所组成,那必是属于男人的;内圈上坚硬的像结疤一样的突出部分,显示出肌肉和韧带曾经连在一起。(女性赛跑者一直赶不上男性,这都要怪骨盆的结构。男性骨盆的突出部分使他能支持更强壮的肌肉,但如果女性也是这样,她就无法生孩子。同样的,男性臀部的凹处比较窄,比较靠近全身的重心,这使他能跑得快些。如果女性的臀部也是如此设计的,那么,她就没有地方让婴儿的头挤出来了。可见骨盆之结构所以不同,因为人所需要的装备不同。当女人希望自己能跑得更快、走路时不摇摆得那么厉害或臀部能小一点的同时,她也该知道,人类的生存就是靠她现有的这个样子,才能延绵下去。)
  仔细观察那些在哥本哈根的骨头,我们会发现这些骨骼表面并不平滑,上面有布满血管的沟槽,也有供滑动的筋腱摩擦用的光滑面。骨头的厚度往往会泄漏它原来的功用。掷铁饼和举重选手因为运动的缘故,其骨头必须吸收更多的钙质,以供身体所需的能力,因此这些人的骨头很重。如果用显微镜仔细观察各个骨头中所呈现的压力线,那么我们甚至连骨骼主人的职业都可以猜得出来。骑马的人可以由其腿骨和骨盘的改变看得出来。一个惯用右手提重行李的搬运工人,他的臀部和肩膀上必会显出承受过压力的迹象。
  莎士比哑说:“人的善行往往是与他们的骨头一同埋葬的。”其实与骨头一同埋葬的不只是善行而已。法医学就是专门在骨头中寻找隐藏的线索,专家们能够由软骨的硬度或“钙化”程度看出骨骼的年龄。譬如,15岁的人其脚骨已完全成形;25岁时,锁骨与胸骨会融合在一起,到了50岁,头盖骨中的接缝处有四分之三会合并起来。
  简单的实验则能显示出骨头的成分。若把骨头放在火中烧,就可以烧掉所有的有机物质,留下来的东西虽然外表、形状与骨头没有两样,但却只剩矿物质。如果烧得更久一点,人用手指头就可将骨头掐碎。
  盐酸的作用正好相反:它可以溶解骨骼中所有的矿物质,却留下一堆有机物质,形状仍然一样。经过处理后,它看起来还是一样,但已不再是骨头了;它已丧失了它的硬度,无法再承受重量。这样的骨头你可以把它打成结,但结一解开,它又会恢复原状(骨胶质甚至会使未经过处理的骨头变得非常具有弹性,阿拉伯小孩玩的弹弓,就是由骆驼的肋骨做成的)。砂砾和胶水——这是骨头的主要成分,我们两者都需要。
  还没有任何一位科学研究员,能找到比骨头更能配合身体需要的物质,而骨头却只占全身重量的五分之一。1867年,有一位工程师证实,骨头细胞的排列乃由最小的物质组成,形成最轻的结构,却又能支持全身的重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对他的这项发现提出挑战。作为人体中唯一坚硬的物质,骨头拥有令人无法相信的力量,它足以保护并支持全身的每个细胞。有时我们会把骨头压在一起,好像压弹簧一样,当撑竿跳选手落地时,情形就是如此。有时我们又几乎要把骨头拉散,譬如当我们用手臂举起笨重的手提箱时。
  比较起来,木头不及骨头那样能承受较大的张力;骨头能负荷的压力,木头可能就负荷不了。撑竿跳选手所用的木条会很快折断。钢铁能同时承受张力与压力,但它的重量却是骨头的三倍,足以把我们压垮。
  我们的身体是最经济的一种设计,它知道如何使用节省重量的原则(这项原则是人类花了一千年才发现的),它将能承受压力的骨头挖空,在其中设立起红血球细胞的制造工厂,每天生产一兆个新细胞。骨头扮演的是保护生命的角色。
  在所有的骨骼中,我认为最引人入胜的设计是脚骨,这些细小、珠宝似的象牙薄片真是令人叹为观止。26块骨头排列在每只脚上,与每只手的结构相同。一个足球队员若集中全力,一场足球赛下来,他的每只脚要承受一千吨左右的压力,然而他活动的骨头却承受得了这么多激烈的压力,且依然能保持它们的弹性。我们并非每个人都会跳、会踢,但我们一生中每个人大约都要走六万五千里的路,也就是要绕地球两圈半以上。我们全身的重量很平均地分配到这些结构完美的弧形构造上,就好像弹簧的作用一样;膝盖和足踝的弯曲处也能吸收压力。不幸的是,我们诱导我们的脚去适应市面新流行的鞋样形状,有时候会因为把脚跟垫得太高,而抹杀了脚部平衡设计的效果。
  
  骨头的力量是安静、可靠的。它不亢不卑地为我们效劳,只有遇到粗鲁的、几欲折断它的压力,超过它的高度容忍极限时,它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为了使我们更能欣赏每个人体内那看不见的骨架,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想一想自然界中骨骼的进化,这其中包括很丰富的变化。大部分坚硬的地球表面,冲积岩,都是由死去的微生物其骨骼联结在一起而形成的。在这些简单的生物中,也许最精致的是栖居盐水中的原生动物,放射虫,学名叫Radioluia。
  回想一下你曾经见过最完美的一片雪花,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一大片完美无瑕、轻如羽毛,漂浮在空中的雪花,呈六边形,但因为富有匀称的设计,使它显得备加美丽。现在再想象一个三度空间的雪花,从中心发射出来成百个水晶状的东西。这就是放射虫的骨骼,成亿地飘浮过我们的海洋。
  海洋是一个饥饿掠食的地方。在那里,生物不只为了运动而需要骨骼,更是为了保护自己。因此,对放射虫、软体动物、干贝、鹦鹉螺、螃蟹、虾子和海盘车这一类生物来说,骨骼也是它们的避难所。
  可是在陆地上,由于受地心引力的影响,生物要生存就只有靠运动。最快的兔子可逃避土狼,最敏捷的非洲豹能掠食羚羊,有几百万种地上生物效法海洋中的弟兄们,身上都穿着外骨骼,这就是闻名且庞大的昆虫世界。但这些生物只能长那么大,否则它们自己就无法承受本身盔甲的重担。最大的昆虫,加上他们的外骨骼,其大小只不过与最小的鸟或哺乳动物相近。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古老的分类法: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最高等的动物即所谓的脊椎动物,即使在海洋中,也是它们在掌权。因为它们有内在、活动的骨骼,使他们能在进化上占优势。这类动物不必怕自己的壳变得太小,也不必冒险度过一段易受攻击的蜕皮期,它的骨骼是与动物本身一起成长的,再加上有成百条肌肉依附其上,前所未闻的技艺也就有办法表演出来了。
  昆虫和蜘蛛会跑、会跳、会飞翔,但唯有具有内骨骼,才能使大如燕子的动物亦可傲视地心引力,飞向高空;使兀鹰可以支撑起十尺长的翅膀,在高热的天空中翱翔数小时;大象因为具有内骨骼,才能惊天动地地横越草原;也只有麋鹿能举起它的角,骄傲地指向天空。若没有骨头,则一切动作只能同复到最原始的型态:像蚯蚓一样爬行,或像蜗牛一样地慢慢滑动。
  骨头并没有成为我们的重担;骨头使我们享受到活动的自由。
  
09 硬度
  一个人可以从无限多的角度落地,但只能用一个角度站立。
  ——切斯特顿
  
  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没有骨头的,但有些人生下来骨头就有缺陷,比如有一种病,就是医学上所谓的脆骨症。这种情形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受害者的骨头中只有钙质,却缺乏有机物质把它们调和在一起。换句话说,它光有沙砾,却没有黏胶。这种不正常的胎儿,虽然可能承受得了生产的压力而生出来,但却有一半的骨头都会脆裂。光是替这种孩子换尿布,你就可能弄断他那双易脆的腿。不小心让他跌倒,则会跌断成打以上的骨头。
  在我们卡维尔医院里有一个病人,在治疗麻风病期间,因为服用大量的类固醇,骨头变得很柔软。如果走路太快,她就可能折断腿。每次当我从X光片检查这个女病人骨折的情况时,我就不禁想起,骨头最重要的特征乃是它的硬度。这项特质使骨头能与体内其他组织分别开来,如果没有硬度,骨头就失去了他的功用。
  像前进、活泼的身体一样,跟随基督的人所组成的身体也需要有一副坚硬的架构,才能成型;我认为教会的教义就是这样一副骨架。基督的身体里面必须有一个永不改变的真理核心,统管着我们与神、与别人之间的关系。
  我听到叹气的声音么?我们的时代微笑地点头接纳有关合一、分化、个别细胞之贡献的观念,但激动教会长老会草拟教条的动力却已停止了。骨头布满灰尘,不是碎了,就是死了,被人装在博物馆陈腐的展览箱里。其他部分的肢体倒还有人纪念:情人节的心、借杂志与服装广告所展示的胴体、雕像上的手;骨架却被贬为万圣节的装饰品,是逝去幽灵的遗物,没有人肯多看一眼。
  今天人们很容易对耶稣所说的一些伦理教训拍掌叫好,却忘了当他说到爱、敦睦邻舍等道理之间,他也夹入许多有关天国、地狱、信徒应尽的责任等严厉、毫不妥协的道理,但我们却对它们置之不理。
  现代的世界仍像古人所描绘的一样,是一幕法庭的景象,是专门定出条规和调解纠纷的地方;不同的是,法官不是上帝,他反而成为被告。检察官在舞台上昂首阔步,指头指向上帝,要他回答,为什么他容许这个可怕的世界继续存在下去,他有什么资格为他的独生子作如此伟大的宣告,所有的宗教最后不都是要引入归向上帝吗?信仰难道不是个人对终极意义的追求,每一个人都必会找到他们自己的信仰方式?他有什么资格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类的话呢?
  当我遇见基督的身体时,我总会碰到坚硬的组织,也就是那套无法改变的原则。要加入那个身体,必然牵涉到一种心志的降服,那是违反我的本性的;我必须肯承认有人——那人却不是我已经决定了我生活的方式。在我生活的某些层面里,我必须甘心接受一些限制我的律法;譬如,交通规则会阻碍我的自由(当我不想停车时),然而我仍必须接受这种导致我不方便的法规。我猜想有些专门的工程师已计算好单行道和红灯的数目,即使我怀疑他的能力,我还是会自动自发地遵守交通规则。但我心里很容易对别人告诉我该如何过道德的生活起反感。
  当第一次有人把有关上帝的事告诉我时,我立刻就感受到这种真理的硬度。他们告诉我,上帝是完全的,无法容忍罪恶。按他的本性,他一看到罪就要加以毁坏;这么说来,我注定是上帝的仇人,这也是整本圣经所强调的。上帝不能忽视人的悖逆,他的本性就是要彰显公义。我无法软化神这种不肯妥协的个性。我必须按他所定的方式来朝见他,而不能用自己的方式。
  以后我又学到,上帝如何达成他的公义。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人,承担了我们所有敌对他的罪和悖逆,借此而满足他公义的要求。人的罪债还清了,而上帝是这位清偿罪债的人。对那个欠了三百万元债务的仆人,耶稣说:“你蒙赦免了,你不再欠我任何东西。”对那位归家的浪子,他说:“宴席已经摆好了,进来享受吧!过去的事我都已经赦免了,现在就看你如何回应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
  信仰的核心是硬的,是永不改变的,因此更叫人听起来像童话一样。“那里有这么好的事,不会是真的,”有人就曾这样向乔治·麦当奴(George MacDonald)提出异议。“不!”他答道,“这件事这么好,必定是真的。”回到上帝面前的道路是很硬的,但因为只有这么一条路,我们非走不可。
  
  其他比我更精通神学的人才能向我们说明、阐释一些特别的教义。今天教会里有些人攻击律法与教义。处境伦理学提到,我们对是非的看法应当按事情发生时的需要与情况而定。我只想简单地提到上帝律法的一方面:它必须是连贯一致的,好像骨头一样,神若要我们信任这些律法,它就必须是不能变的。
  谈到信任,我想到几年前碰到的一件事。在我接受外科手术训练之前,我曾在伦敦附近,我岳父的诊所中工作。有一天来了一位妇人,从她一大堆的诉苦中,我知道她一定患了胃炎。大略地检查过后,我把我的诊断告诉她,但她眼睛睁得大大的,惶恐地望着我。
  我重复地安慰她说:“说真的,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病。几百万人都有过这种情形,只要小心治疗,你会好转的。”但她脸上的恐惧并没有消失,她的前额、下颚甚至痉挛起来,显出紧张的线条。对于我那句“你会好转的”,她感到畏缩,好像我是在说“你的病永远不会好了”一样。
  她问我问得很仔细。我向她保证,我会再做进一步的检查,以证实我的诊断没错。她一直反复说到她的症状,而且一直问:“你确定吗?你确定吗?”我不得不为她准备做进一步的X光透视。
  检查结果果然确定是胃炎没错。这位妇人最后一次来看我,当我对她讲话时,她有一点颤抖。我尽量用最温柔,也是最具权威性的医生口吻告诉她:“结果非常清楚——不容怀疑——你的确患有胃炎。你第一次来我就认为如此,现在这些检查结果也证实了。这种情况是慢性的,你需要改变饮食和药物,但这种病是可以控制的,绝对不必大惊小怪。”
  这位妇人用锐利的眼光死盯着我大约有一分钟之久,好像要看透我心灵的深处。我也尽力瞪着她,恐怕我如果转眼看别的地方,她就会怀疑我的诊断。最后,她深深叹了一口气,脸第一次松弛下来。她很快地吸了一口气说:“好吧!谢谢你,我一直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我必须听听一些我可以信任的人的诊断,我想我信得过你。”
  然后她告诉我她母亲的故事;她母亲得了一种痛苦的病,拖了很久。“在一个痛苦的夜晚,母亲呻吟得很厉害,一直用手按着胃部,我们紧急地把家庭医生找来。母亲正发着烧,显然很痛苦。当医生抵达时,母亲说:‘医生,我真的会好转吗?我觉得自己病得很厉害,体重减轻许多……我想我快死了。’
  “医生把手搭在我母亲的肩膀上,用温柔的表情看着她,回答道:‘我知道你的感觉,很痛苦,是不是?但我们可以战胜这一关——这不过是胃炎罢了。加果你吃下这些药,过一会再吃一些镇静剂,很快你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在你还想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过些了,不要担心,相信我。’我母亲微笑着,满心感激他的鼓励,我也深深被医生的仁慈所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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