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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杰作

(4)
  皮肤也会反应内在的感情世界。比较起来,我们皮肤上的自主肌肉相当少——我们无法像马一样,靠意志来扭转肌肉,但我们可以控制脸部的诸多表情。童年的痛苦有时会表现在脸部的轮廓上,好像刻在树干上的草书一样,不易消失;夫妻一方的嘴唇若稍往下拉,另一方就要提高警觉了。
  有时候身体会反抗,不理我们而把真实的情感显示出来。马克·吐温说:“人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或必须脸红的动物由”脸红表示突然有一阵热,像蒸汽一样充满血管,不由自主地,甚至反抗性地,有五十倍以上的血液冲向皮肤(想象一个城市的供水系统,要应付突然增加五十倍的需要量)。青年人比老年人容易脸红,而女人又比男人容易脸红。没有人例外:瞎子也会脸红,所有的种族都会脸红,包括最黑的种族在内(他们的白化体可资证明)。脸红使别人可由皮肤看到一个人潜藏的感情。
  没有任何器官像皮肤一样,平均只有九磅,却能在关节四周、头部、多节的脚趾和多肉的臀部,呈现变曲、重叠和卷曲的形状。有的地方很圆滑,好像婴儿的肚子,有的地方又像鳄鱼一样粗糙。一个砌砖工人的手也许像角一样硬,绷得紧紧的,好像砂纸一样,但他肚子上的皮肤却是松软、柔顺的。
  取下一小部分头皮、嘴唇、乳头、脚跟、肚皮和指尖,透过显微镜的观察,它们好像许多种不同的皮肤,有如一块拼补起来的布,实际上却全都长在身体上。皮肤表面有高低不平的纹沟,以提供摩擦力,就像雪胎一样。奇怪的是,没有任何理由,我们每个人却都有一套不同的纹沟,这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能设立指纹档案的原因。这些皮肤隆起的部分,正好帮助我们抓取光滑的物体。
  人人都爱自己的皮肤,而我们对它的反应就是加以装饰。男人每天早晨的例行公事,就是剃掉昨晚长出来的胡须,梳理头发,也许为少数几颗青春痘忧虑,并仔细检查脸上的那一两颗痣。女人比较麻烦,要把鼻梁上渗出的脂油用粉擦干,卷睫毛、拔眉毛,再为眼睑涂上一层亮丽的颜色;有的人更像涂油画一样,把脸上的皮肤抹上厚厚一层色彩。大部分女人都会涂口红,以配合当天的衣饰。然而,地球上的动物也只有人会这么作,就是把全身大部分的皮肤用布包起来。这个过程,每年支持了几亿万美元的时装行业。
  在研究地球上几百万种动物之间的竞争后,我似乎更能了解人为什么急着要打扮。随便找一种动物——蛇、昆虫、鸟、哺乳动物——翻翻这些动物的彩色照片,所看到的都是光彩夺目、美好的造型。似乎造物者兴致勃勃地开始创造,用尽心思在鹦鹉、杀人鲸、珊瑚蛇身上,喘一口气后,他又开始造灰色蜥蜴、雀鸟和鱼;然后又用刚发明的颜料造豪华的热带鱼。在开始设计更复杂的爬虫的鳞片、斑马的条纹和猎豹的斑点之前,他会先泼上一点深红,再一点中蓝。然后,创造力用得差不多了,颜料也快用完了,他才开始用一致的颜料创造人类——当然他不忘加些黄、褐、红色的变色。但一般来说,人身体上除了嘴唇和乳头外,其他肤色都是一致呈肉色的。
  创造主的手艺有多高明?想想自山顶洞人以来,人类针对皮肤所画的线条、网画、雕刻及所拍摄的相片,就能看出人对平凡的皮肤多么感兴趣了。
  研究皮肤的生化学,我可以探究何以某些分子与阳光交互作用后,会改变颜色(黑人只因有三十分之一盎司的黑色素,就变得那么黑);我可以了解潮湿、黏胶似的细胞跑到表皮,会失去颜色,干燥、角质化后,变成一层保护性的薄膜,脱落下来;我也可以了解复杂的角质化,如何产生粗糙的指甲和马蹄。但没有一种训练会降低我对造物者的惊奇,当我看到一根角质冲出滤泡,笔直而骄傲地成长,丝毫不弯曲,像孔雀羽毛一样笔直,化学变成美丽的事物;这就好像岩石中突然展现出一幅闻名的阿帕拉契山区,所出产绚丽的棉被般的喷泉;又好像沙漠中突然跳出一群跳跃的海豚一样。
  
  与其他打扮漂亮的动物比较,人类似乎是赤裸、易受伤的,也是不够完全的。但比其他的动物进步的是,我们的皮肤并不是单为好看设计的,更为了与外界有联系,为了能被触摸。在这方面,皮肤正好能归纳出基督身体内的基本功能,在这个身体内,皮肤变成基督同在的象征,它变成分别基督徒社群的薄膜,为基督的身体裹上一层衣服,使它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已谈到基督徒常常在世界面前展露教义的骨架,基督对这种倾向加以定罪;他把爱的原则摆在我们面前,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5)
  用皮肤来作类比,它的柔软、温和、可亲近,正好能传达上帝迫切要在爱里,与他的创造物亲近的信息。基督对我们说:让世界先看到基督徒社群的美丽、感受它的柔和与温暖,然后再慢慢让它体验到重要的内在结构。
  当世界遇到基督的身体时,它的结构是什么?它的外表和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它的皮肤像什么?人们有没有看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5:22)?我们凭外表来判断人,看人的脸部表情来研究他们内在的情感。同样的,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被人判断、评估,别人是从我们的外表来认识基督的,教会的气氛会像皮肤一样,显出其潜在的本质。
  
15 知觉
  人体最伟大的感官是触觉。我们之所以会有感觉、会爱、会恨、会感动人与被人感动,乃是经由皮肤的触觉微粒而来。
  ——泰勒
  
  1953年,我以洛克斐勒基金会的名义到了美国,在许多著名的手掌外科医生和病理学家手下学习,为的是要探讨麻风病之所以引起瘫痪的原因。纽约是我旅程的终点站;我要到那里美国麻风传道会演讲,同时拜访几位外科医生。在聚会当中,我开始觉得想吐、头晕。我勉强发表完演说,但在我走向地下铁路车站途中,我身体的热度不断向上升,到后来我甚至站不稳,跌落在地下车厢的地板上;头晕眩到一个地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车上的乘客也许认为我是喝醉了酒,根本不睬我。
  我总算摇摇晃晃地走回旅馆,迷迷糊糊中觉得应该打电话找医生,但旅馆房间没有电话,我又病昏了头,只好蜷缩在床上呻吟。有好几天我一直如此,每天由一位侍者带些橙汁、牛奶和阿司匹林给我。
  我总算在船要开回英国南安普顿之前复原了,虽然人还很虚弱、不稳定。在南安普顿登陆后,我搭火车回伦敦,一人蜷曲坐在一个车厢的狭小角落里,盼望这一趟似乎没有尽头的旅程能赶快结束。
  最后我终于身心俱疲地到了姑妈家,我好像一袋马铃薯似的,塌陷在椅子上。脱掉鞋子,我突然面临到生命中也许是最黑暗的一刻。当我将身子往前倾,脱掉袜子时,我开始意识到一件恐怖的事实——我的脚跟没有感觉。
  一种比作呕更糟糕的恐惧感控制了我的胃部,在麻风病人当中工作七年之后,这事终于发生了吗?难道我自己也要成为一个病人?
  我僵硬地站起身来,找到一根针,又坐了下来。我轻轻地戳脚踝下的一小块皮肤,竟无痛觉!我把针刺深一点,期待会有反应——还是没有,只有一丝血渗了出来。我用两手托住脸颊,全身颤抖起来,希望会痛,但痛却不出现。
  七年来,我们加入了对抗已有好几世纪传统的麻风病阵线,希望帮助麻风病人重享自由。我们试着战胜恐惧,帮助拆除了围绕维罗麻风村丑陋带刺的铁丝网。
  我也曾向新进职员保证,麻风病是所有传染病中最不容易感染的疾病,只要清洁卫生做得好,他们保证不会受感染。如今我——他们的领导人——竟然成了一个“麻风病人”。这个可怕的字眼我是从来不用的,如今却像妖怪一样,带着新的意义出现。我曾能言善道地鼓励病人,要他们学会克服过去的羞耻,超越社会上的偏见,为自己创造出新生活。
  我心乱如麻。如今我可能就必须与家人隔离;理所当然地,病人的子女是最容易被感染的一群,也许我应该留在英国。但如果这个消息走漏出去呢?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到报纸上的大标题。这对我麻风病的工作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多少人肯再冒成为社会所遗弃的一群之险,帮助那些不幸的受害者?
  我整个晚上躺在床上,除了鞋袜,其他衣物都还穿在身上,人因紧张呼吸急促,汗流不止。一幕幕的景象掠过我的心头——残酷无情地提醒我,身为麻风病人会失去的东西。虽然我知道有些药物,如砜(Sulfone),也许很快可以控制病情,但我还是难免想到麻风病蔓延到我的脸、我的脚,甚至我的手指头。我这双手是我的注册商标,如果没有纤巧的指头控制和对压力的反应,我怎么还能在活的器官上操作手术刀呢?我外科医生的生涯马上就会寿终正寝。
  很多美好的事物也会消失。我一向觉得最能使我身心放松的就是园艺,我喜欢用锄头捣碎泥块,然后弯下腰来挤捏泥土。让泥土从我的指间挤过会带给我很丰富的感受:土块的硬度、草上的露珠、泥土湿黏黏的感觉;这些感受我也许都会失去。
  我可能再也感受不到拍小狗时柔软的快感,觉不出六月小甲虫从我手心鼓翼而去的感觉,或毛毛虫要挣脱硬茧时的悸动。羽毛、田蛙、花朵、羊毛——我的世界一向充满触觉的亭受。由于我工作的对象是那些失去大部分感官的麻风病人,因此我比一般人更能欣赏这些感受。
  黎明终于来到,我下了床,没有休息,满心沮丧。我对着镜子凝视一会,再度鼓起勇气,拿起针来想知道受感染范围有多大。做了个深呼吸,我一针戳下去——结果人痛得大叫起来。当那活动的、电流般的剧痛惊动我全身时,我从来没有尝到如此甜美的感受——我跪下来感谢上帝。
  事后我大笑出声,为自己前一晚的愚蠢摇头叹息。当然,我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我坐在火车上时,因为太虚弱,因此肌肉痉挛时:我也没有力气调整,以致脚上的一条神经完全麻木了。身心俱疲使我夸大了自己的恐惧感,因此太快作出错误的结论。我根本没有染上麻风病,我只是一个累坏了的、神经兮兮的旅者。
  那一次凄惨的经历,使我很不好意思,多年来一直不肯向任何人透露,它留给我很深的有关痛苦和感觉的功课。从那次以后,我总是故意去感觉,“真正”去感觉环绕在我四周数不尽的事物,树林、动物、衣服、雕像、绘画——这一切东西都会使我禁不住要用渴望有感觉的指尖去触摸,看看是怎么回事。
  皮肤的存在不只是为了给躯体一副外表,它也是不断向我们提供外在环境资料的充沛来源。我们身体上大部分的感官——如耳朵、眼睛、鼻子——都只限制在某一点,皮肤则像饺子皮一样,压得薄薄的,布满五十万个小型发报机,好像一大堆电话,随时将重要消息通知大脑。
  想想皮肤每天所接收到的各种不同刺激:风、微粒、寄生虫、压力、温度、湿度、光线、辐射的改变。皮肤的韧度足以承受在柏油路上跑步的剧烈冲击;然而其敏感度却能使赤裸的脚趾因微风的轻拂而感到瘙痒。“触觉”这个字眼有那么丰富的意义,代表那么多形象,因此有很多英文字典,包括牛津英文字典在内,它的定义总是占最长的篇幅。我几乎想不出任何人类的活动——运动、音乐,艺术、烹饪、机械操作、性活动——是不靠触觉的(也许纯数学例外?)。
  当我们睡觉时,触觉是一切感官中最灵敏的,并且似乎是最能引起我们情绪激动的工具:想一想爱人的拥抱、按摩之后满足的叹息、搂抱着小婴孩、热水澡的刺激等。读一读海伦·凯勒的思想——她以优异成绩从学校毕业,又是十二本书的作者——你就会看到大脑只要触觉提供资料,就能成就何等伟大的工作。
  虽然科学家们对于触觉如何产生作用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他们知道触觉的功用有多大。用指甲轻轻敲就能知道我所接触的是纸张、纺织品、木头、塑胶,还是钢铁。一只正常的手可以分别出光滑面的玻璃和以二千五百分之一英寸深度刻划出线条的玻璃的不同。一个摸惯纺织品的人可以靠摩擦马上认出粗麻布——这还算容易;但他也可以蒙着眼睛,从丝料中把缎子挑出来。用手揉一揉合成纤维,他可以知道尼龙混成物是否增加了百分之五。
  覆盖身体的毛发看起来似乎没有用,却能像杠杆一样,加强触觉。在半英寸毛发的顶端,我们可以感受出千分之一盎司的压力。(我的好朋友柯博士曾经对一群妇女进行试验,要找出敏感度的正常开端,因此而对毛发的敏感度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他发现那些不常剃腿毛的妇女在剃掉腿毛接受试验时,那些剐剃毛的地方都很不敏感,简直像麻风病人一样,但慢慢她们的皮肤就适应了。皮肤有发展更大敏感度的潜能,但如果有毛发存在,这种潜能就受到抑制。当毛发剃掉后,身体注意到腿上有一片“听不到声音”的区域,因而把那地区感觉细胞的开关开大一点,使声音传出来。)
  
  皮肤具有传送消息的能力,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为基督身体前线精兵的人的主要责任:他能敏感地察觉他所接触到的人。初学辅导的人,因为急着要帮助人,都会受到这样的警告:“首先,你必须聆听。除非你开始小心聆听人们的需要,否则你睿智的劝告产生不了作用。”皮肤则提供了一种更基本的聆听方式,从成千个传感器中产生灵敏的知觉,爱别人就是从这种最基本的接触开始。
  如果空气压力、所穿的衣物或温度有所改变,皮肤的传感器就会马上把消息发射给大脑。同样的,基督的教会就如耶稣所说:“在这世界,但不属于世界”,常会收到有关外在环境的光景和需要的信号。身体是大的,普世性的,其传感器可以同时由不同的地方发报,有从芝加哥的马里纳塔、纽约哈林贫民区、秘鲁和斯里兰卡的原始森林,以及俄罗斯和阿拉伯沙漠而来的消息。
  在基督的身体里,有些肢体是特别为收听世界不断改变的需要而设计的。譬如,今天许多基督教差会,对人们物质和社会性的需要愈来愈敏感,而不只看到他们灵性上的需要。
  但早期的差传工作经常是靠一些对环境没有反应的人去从事的。他们感受不到已存在于陌生文化中的价值和美丽,他们视裸胸、敲鼓的非洲人犹如未开发的欧洲人一样,一定要想把他们包裹在一个并不合身的外衣中,教他们唱马丁·路德喜欢唱的圣诗。
  他们设计出一种圆滑的解决方式,把带着优越感的爱心强加在别人身上,完全不适合当地人的需要,其实最有效的爱是由安静的聆听开始,这是一种敏感的认知。
  
  在所有感官中,触觉是最值得信赖的。婴儿最先就是透过触觉与世界产生关系。给他一件东西玩,他会先抓住它,然后往嘴巴塞、咬。对他而言,听觉和视觉是次要的,总要等到稍长,他才会体会到视觉的价值。即使我们成人,有时候也会比较相信触觉。“可触摸”的证据较易接受。多马怀疑别人眼见基督复活的报告,宣称道:“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约20;25)。
  小孩子要摸摸魔术师的魔杖,要看看是不是真的——他不信任自己的眼睛。海市蜃楼可以愚弄眼睛和大脑,但却骗不了皮肤。
  我想起当我女儿三岁时,她一直努力要克服对暴风雨的恐惧感。她知道住在房子里很安全,但当闪电愈来愈近时,她就会跑到我身边,把她的小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我们不怕,对不对,爸爸?”但语气却不很肯定。
  正在那时,雷电就在附近造成轰然一声巨响,所有的灯光都熄了。玛俐的呼吸急促,怕得哭出声来,但她仍是说:“爸爸,我们不怕,是不是?”她的话很勇敢,但我可以从她那双因害怕而僵硬及颤抖的手了解她的感受。皮肤可以对皮肤说话。
  我们接下去会看到皮肤对环境改变能很快地适应,但如果皮肤的接收器麻木了,这种皮肤的品质就毫无用处。上帝自己选择要在世上与人同在,他就像人一样,要透过皮肤来感觉——会疲倦、痛苦,最后死亡,除了他的独生子,我们找不到更实际可触摸到的爱的模范。而如今,我们也被呼召成为他在世界上敏感的“皮肤”。
16 适宜性
  除了国王和王子以外,没有人应该生癣,因为抓痒的感觉太美妙了。
  ——英王詹姆士一世
  
  我在伦敦当实习医生时,很荣幸能在威廉姆斯(Gwynne Williams)医生手下受训练。他是一位一向很强调医药之人性面的外科医生。每次在暖气设备很差劲的病房中巡视时,他就像拿破仑一样,把右手藏在外套里面,其实他身上藏着一个热水瓶,不让病人知道。
  “不能听信病人告诉你他们的肠子有什么毛病,”威医生会这样劝诫我们这些实习医生,“让他们的肠子自己说。”热水瓶会使他的手成为更好的倾听者。他教我们要跪在病人的床边,温柔地把温暖的手由床单下面伸到病人的肚子上。“如果你站着,”他解释道,“你就只能用向下的指尖来感觉;但如果你跪着,你的整个手掌就可平放在他肚子上。不要太快移动,先让手放在那里。”
  我们学会感觉出病人肠胃肌肉的紧缩——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作用。如果医生的手是冰冷的,那些腹部肌肉会一直紧缩着,但是一只温暖的手,会诱使它们放松下来。我们柔和地抚摸病人的肠胃,先赢得它们的信任,一旦肌肉缓和下来,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肠子的蠕动,与简单的呼吸动作相呼应。
  戚廉姆斯医生说得不错:不用问问题,一只温暖而有经验的手,就能查出肌肉紧张、发炎的情况;也能肯定其他医生要靠过程才能测出的瘤的形状。触觉是我最珍贵的诊断工具。
  
  我们把触觉叫作“基本的”感官,这个形容词往往会使人产生误解。事实上,触觉是我们最复杂的感官中的一种。
  人体的每一平方英寸对触觉都有不同的反应。科学家如范福瑞(Maximilian Von Frey)曾巨细靡遗地绘出人体神经分布图,好像马雷利(Rand McNally)绘世界地图一样。范氏还算出触觉的开端,需要有几克重量才能让一个人感觉到有东西与他的皮肤接触。例如,脚掌因为经常受折磨的缘故,非到每平方厘米承受二百五十毫克的重量,否则它是不会有感觉的。前臂的背部施加三十三毫克的压力就会有感觉,手背则需要十二毫克。人体最敏感的地区是指尖(三毫克)和舌尖(二毫克)。
  与眼角膜比较起来,其他所有神经似乎都算是迟钝的;眼角膜是透明的,不含血,因此极易受伤,只要施加十分之二毫克的压力,它就会产生激烈反应。一根无意中掉人眼中的睫毛,足以使棒球投手无法继续参加比赛。相反地,一根睫毛掉到手臂上,他根本毫无所觉。同样的,聪明的蚊子不会去停在敏感的手上,而是停在人的前臂,这样才不会被发现,只有笨头笨脑的昆虫才会想秘密地停在柔软的嘴唇上。
  触觉的分配并不是出于偶然的(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玩骰子),每平方英寸的敏感度都是出于精心的设计,以配合那一部分身体的功能。我们的指尖、舌头、嘴唇,乃是全身最敏感的部分。
  科学家根据人体对刺激的“正常”反应,做成一张表,其实,触觉常随环境的改变,譬如,皮肤就是根据适应力来反应。将一百毫克的重量放在我前臂上,蒙起眼睛,我会感觉有东西触摸我:但这种感觉只会持续四分钟,以后就消失了,我的神经系统已经适应了,我不会再去注意那些重量。我的身体将前臂末端神经所传来的讯息加以过滤,觉得它没有任何危险性,不需要再让有关我手臂上有重量这件事,阻碍神经网路的通畅。很自然地我不再注意到重量的存在,直到重量挪去了,那时我的大脑才会清楚地报告我前臂的情形有所改变。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奇特的开关,我就无法穿毛料或其他粗糙的衣服,因我的身体会不断提醒我,身上有东西在刺激我,这么一来我那还可能集中精神做其他事?
  每次浸入热水浴缸时,我就经验到皮肤适应的能力。我用很热的水,几乎到我无法忍受那么烫,然后慢慢地把身体浸入水中,最初的反应就好像躺人一堆毛刺刺的荨麻上一样。十秒钟以后,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同样的热水,现在却令我觉得又松弛又舒适,我可以继续将水温升高,身体还是一样会适应——可以一直升到华氏一百十五度,超过这个限度,我就会感到持续的、无法适应的痛楚。
  
  是什么原因激起如此复杂的知觉系统?是不是头脑渴望有所感觉,盼望充满来自外在世界的报告?身体的感官是出于好奇才收集资料的吗?不,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身体上的肢体能有明智的反应。
  譬如,产生触觉的精致机械结构,是为了使皮肤能适应不断改变的外界。生物工程师用适宜性(Compliancy)这个字来表示这种反应。适宜性说明了皮肤能适应所接触任何东西的能力,这也是皮肤所特有的一种能力。适应使身体得到自由,能在任何环境中自由活动;虽然本身暴露在改变的情况中,然而还能保住一张不破又具保护性的表皮。一般人对皮衣、皮鞋都有很高的评价(价钱也高),因为它们是动物的皮,不但具有伸缩性和柔软性,而且还有“呼吸”的本事。杜邦公司花了几百万元想设计出一种人造皮代替皮革,最后还是失败了,只好取消计划,他们的发明甚至还比不上死皮(皮革)的适宜性。
  过去几年,当我试着为缺少基本触觉的麻风病人设计鞋子和手工的工具时,我曾经花了好几百个小时研究生皮的构造。在手掌皮肤下面有一些看起来像木薯粉制成的布丁一样的一种脂肪球,这些脂肪球很柔软,呈液体状,因此必须靠骨胶质盘错的纤丝包围着,好像气球被装在一个支持它的线网一样。在最需要的地方,譬如手掌等,脂肪则紧紧地挤在一起,受纤维的组织包围,形状就像出名的比利时花边一样。
  当我手掌握住一把铁锤时,每一团脂肪细胞都会因承受压力而改变形状。它会向后缩,但不会被挤到一边,因为有坚固的骨胶质纤维包围着。因为不停地移转震动,结果组织为了适应的缘故,止好变成与铁锤把手的形状和压力点完全相符的形状。工程师分析这项奇妙的特性时,都会惊讶不已,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设计出一种物质,能如此完美地保持弹性与黏性之问的平衡。
  如果我的皮肤组织再硬一点的话,我也许会掐破一个握在手上的水晶高脚杯,如果再软一点,东西就抓不紧。当我的手握住一样东西——一颗熟透的番茄(番茄证实了人类皮肤超越的品质。市场上卖的番茄皮是厚的,因此可以用不具备适应力的机器手去采摘,而不致损坏它。我则推崇自己种的,在枝条上成熟的番茄,因为我的皮肤有适应力,因此我知道何时是它们汁液最饱满的时候,才去摘它,皮既较薄,尝起来当然更好吃。)握住一只滑雪杆、一只小猫或另一只手时——脂肪和骨胶质都会重新分配,形成一个与所握住物体形状配合的形状。这种反应会扩散接触的范围,避免高度压力集中在某一点上,既能抓得紧,又可减低压力。
  拿起一副嘎嘎响的乎骨——譬如在生物学教室展示的那一种人的手骨骼——把它包在铁锤的四周。面对这么坚硬的表面,铁锤把手只能接触到四个压力点。如果没有我手上那种高度适宜性的皮肤和支持它的组织,只要我敲几下铁锤,这四个压力点就会开始发炎、生疮。但由于适宜性之故,我整个由皮肤覆盖的手臂就把这些冲击全吸收了。
  适宜性,这个对我的工程师同事有特殊意义的字眼,也是生物学上一个很好的字眼,它更是属灵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字眼。我需要骨架的不可伸缩性来保持身体的正直,并在不同环境下维持我的意志力;但在我抓东西时,幸好我的骨头不必接触到物件,覆盖在我骨头上的柔软组织能配合物件的形状——不管形状古怪或圆滑,我都不需要物件来配合我的手;我的手会自然去适应,去分配压力。
  我相信这个适应的观念也可以应用在基督徒生活的艺术上。在每天的活动中,当我的形状与别人不同的形状相接触时,我的皮肤会有何反应?谁的人格要适应?我是否像要去抓东西的手掌一样,对圆的物体我就变成圆的,方的物体我就变成方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49章19—22节为这个类比作了结论:“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17 传达
  当乌干达落在阿敏血腥的统治下时,英国一传道会写信给当地的一位主教问道:“我们可以送什么给你们?”回信说道:“不要食品,不要药物,只要二百五十条牧师的衣领。”他们这样解释说:“你们西方人的偏见认为这是奇怪的请求,但你们要了解:当我们的人被围起来要被枪毙时,他们要能认出哪些人是牧师。”
  ——西贝利
  
  何乐(Harry F.Harlow)医生喜欢站在威斯康辛大学实验室的动物笼旁边,看里面的小猴子。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他注意到这些猴了在情感上,似乎很依附于放在笼子内的布垫。它们抚弄着布垫,身体贴着布垫睡觉,待它们就好像小孩子对待玩具熊一样。结果他发现,住在有布垫笼子里的猴子,要比关在铁笼里的猴子强壮得多,布的柔软性和可触摸性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呢?
  于是何乐用毛巾布做了一个猴妈妈,里面装一盏灯泡以发散热气。他又在布妈妈身上装上塑胶乳头,直接与奶源相连,用来喂小猴子。这些小猴子非常欢迎这位后母,有何不好呢?她总是随侍在侧,也不会像真妈妈那样,对它们动粗、咬它们,或把它们推到一旁去。
  证明了小猴子可以靠代理妈妈来喂养后,何乐医生下一步又想估计母亲可亲近性的本质到底有多重要。他把八只小猴子放在一个大笼子里,里面除了布做的猴妈妈以外,他另外又放一只用铁丝做成的猴妈妈。何乐的助手控制着每一只猴妈妈奶的流量,并且教会四只猴子从布妈妈吸奶,另外四只从铁丝妈妈吸奶,而且每一只猴子都只能从指定的妈妈那里得到奶吃。
  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几乎是立刻出现的,八只小猴子清醒时(每天约十六到十八小时)都会挤在布妈妈身旁。它们抱住她、拍她、骑在她身上。指定要喝铁丝妈妈奶的小猴子,只有在喂奶时才肯去,吃饱后又会马上溜到布妈妈那里,寻找舒适和保护。
  何乐医生结论说:“接触的快感,是一项重要而基本的情感和爱的变数,对这个发现,我们一点也不惊奇;但我们没有想到这项变数会完全超越喂奶的变数;这其中的差异竟然这么悬殊,致使我们不得不假定,喂奶的重要功能是为了确保幼儿与母亲的身体能有经常而亲密的接触。的确,婴儿光靠奶是活不下去的。”
  存另外一些实验里,小猴子被养在只有铁丝妈妈的笼子里,它们也只存喂奶时才肯就接近她,而且其中有很多小猴予都没有活下来。它们对危险所采取的反应是抖缩在一个角落、尖叫或用手捂住脸。
  
  人类学家满大古(Ashley MonLagu)在他有名的《触摸》(Touching)一书中,也报道过这一类的实验。他发现小动物要有正常的发育,就必须与妈妈有亲密肉体的接触,除了人以外,所有的动物都会花大量时间用舌头舔自己的幼儿,如果生下以后不被妈妈这样舔,小动物往往会夭折;它们绝不会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满大古的结论是:舔幼儿不是为了清洁,主要是得到触觉的刺激。
  喜欢养宠物的人都知道,小动物一生下来就喜欢有人摸它。小猫会拱起背米,轻轻摩擦主人的腿;小狗会在地板上打滚,希望你在它肚子上抓抓痒;猴子会小心翼翼地梳理同伴的毛发。
  满大古甚至提到,人的胎儿需要在生产时得到大量的接触的刺激;只有人类必须经过如此漫长、辛苦的生产过程;他相信,十四小时左右的子宫收缩对胎儿某些身体功能的成熟可能是很重要的刺激,但我们往往是从母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从来不从胎儿的观点来看。他还说,这一点是否足以说明,为什么剖腹生产的婴儿死亡率较高,而且出现透明软骨膜病症的机会也比较大。
  虽然生产时接触刺激所扮演的角色还无法证实,但生产后需要抚摸,这一件事实却已得到戏剧性,甚至悲剧性的明证。1920年代后期,美国某些弃婴养育院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百。当时波士顿的达波特(Fritz Talbot)医生就从德国引进一种听来不很科学却很有效的“温柔抚爱”的观念。他在拜访杜梭朵夫儿童诊所时,注意到有一位老妇人常在医院巡回,身上总是摇弄着一个生病的婴孩。他的向导告诉他:“那就是老安娜,当我们尽一切努力还治不好一个婴孩时,我们就把他交给安娜,她会有办法!”
  当达波特把这个奇怪的观念带回美国时,一些机构的行政主管嘲笑他,他们认为这种又古老、又简单的抚触不可能帮助治疗,但很多统计数字就使他们无话可说了。当纽约的贝尔夫医院规定,婴儿室所有的婴儿每天都要抱起来几次,走一走,好像被妈妈抚弄一样时,幼婴的夭折率立刻从百分之三十五降到不到百分之十。
  即使有这些发现,今天“抚触”仍被人看成是在喂奶、洗澡等重要、且是不能少的工作中不得不做的一部分而已,很少人会认为这是婴儿的基本需要,也很少人相信少了这些,婴儿也许永远不会成熟。犹太人是最懂得抚触的,拉丁民族也是如此,盎格鲁撒克逊族和德国人在这方面最差。然而一般来说,社会阶层愈高的父母,愈不抚触他们的幼儿。也许美国已走到极端,母亲往往把婴儿放在塑胶座椅上抱着,而父亲每天平均只花三十秒钟与孩子有亲密的接触。
  在一些心理失常的孩子中,譬如有自闭症的孩子,也许唯一能治好他们的方法就是不断给予强有力的抚触,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需要常常被人抚摸,才能使他从自我孤立的心态中释放出来。
  满大古肯定地结论说:皮肤是所有感官中最重要的,甚至比眼睛或耳朵还重要。皮肤不单只传达外界的信息,它也能感受到一些基本的感情。我是否被爱、被接纳?这世界是安全的,或是充满敌意的?皮肤会慢慢地领悟这些观念,而产生对世界的看法。
  在我们的字汇里,“抚触”已渐渐变成表达我们与别人关系的字眼。我们说“安抚”某人,或“触怒”某人;“脸皮薄”、“厚脸皮”可用来形容一个人;易怒的人要“少碰”;我们说与某人的关系“亲密”或“疏远”等。
  性行为带给我们最多肌肤接触的经验。我们热切地抚触,以致两个个体合而为一。在西方注重视觉的文化里,有的人就借着暴露大幅度的皮肤来表达性的需要(且常常误以为性就是爱),用大胆的穿着来表示自己渴望被人触摸。
  当我们年长了,皮肤就成为我们沟通基本感情最自然的媒介,譬如用来表达爱意。它是我们与别人接触的最主要器官,皮肤细胞提供了通往人类内在感情储藏室——“人心”——的途径。
  抚触包含着冒险。对一个不肯接受安慰,心灵受伤的配偶,或是孤僻冷漠,坚持“不要管我!”的小孩子,抚触会激起他们冷冰冰的反抗。但它也可以引发做爱时像电流一般的激动。在脸颊上的一个吻或一个巴掌——两者都是触摸的形式,两者都可用来传递信息。
  
  基督身体上的皮肤也是一个沟通的器官,是我们表达爱的工具。
  我想到耶稣以肉身出现时他的种种行为,他伸手抚触瞎子的眼睛、麻风病人的皮肤和瘸腿的人的腿。当一个妇人在人群中挤向他,希望摸着他身上医治的能力时,他觉得有能力流出去,于是止住喧嚷的群众,问道:“是推摸我?”他的抚触可以传递能力。
  我有时会想,耶稣为什么要常常摸他所医治的人,这当中一定有很多人长得不好看、有很明显的病症、不干净且有怪味道,凭他的能力,他可以轻松地挥一下魔杖就够了。事实上,一根魔杖比手能接触到更多人。他也可以把群众分类,按部就班地行神迹一瘫痪的人在一处,发烧的人在一处,麻风病人在一处——只要举起手来,就可以有效地大批治好他们,但他没有这么作。耶稣的使命主要不是医病(如果是,他何以还在这世界上留下那么多人没有得医治,或总是告诉被治好的人不要透露医病的细节?)他关心个人的需要,而这些个人碰巧有病,于是他就医治他们。他要那些人个别地感受他的爱和温暖,以及他对他们完全的认同。耶稣知道他无法马上向群众证明他的爱,因为爱往往离不开抚触。
  在第七章中,我提到身为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借着奉献资源,分配食物和药品到全世界,以帮助基督整个身体。多年在海外最前线从事这类活动,使我确信这种爱心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经由个人与个人的接触。我们愈不与有需要的人个别联系,我们就愈远离耶稣为我们立下服事的榜样。
  在印度,当我看完一些严重的病例,开出药方后,病人的家属会去买了药拿回来给我,要求我用“我这双慈手”喂病人吃。他们相信如果药是由医生手中分出来的,就会更有效。
  我住在美国唯一的一所麻风病院里,这间麻风病院有一段生动的历史。它是在美国内战之后,为了表达这些修女们服事麻风病人的特殊呼召,由一个天主教修道会创立的。因为没有人肯住在麻风病院附近,她们只好在密西西比河旁偏远地方买下一小块沼泽地,假装是要盖一座养鸵鸟的农舍。早期的病人都是在半夜全身涂黑,藏在运煤船的防水布下偷运进来。
  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建筑工人马上辞职不干,对这种病的错误观念使人害怕,没有人敢冒险接近这个地区。但呼召就是呼召,这些修女已下定决心。在坚定、勇敢的领头修女的指导之下,她们亲自拿起锄头、圆锹,挖出一条运河,输导沼泽的水流。过去从来没有建筑经验的修女们,穿着僵硬、不透气的修女服,挖出地基,建造起房子,只有她们关心那些半夜送到的畸形病人,抚摸、医治他们。
  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也在同一个医院医治麻风病人。对他们而言,任何东西——不论是家具、纺织品、青草、柏油——摸起来都是一样的,当我看到他们把手放在热炉灶上面,还以为那是冷的,我就必须医治他们受伤的手。
  我恨恶麻风病,没有接受医治的病人,会觉得病慢慢蔓延到手上、脚上,最糟糕的是:他们从此完全丧失与人接触的能力。很多病人甚至感觉不到别人握他们的于或抚摸他们。无知和迷信更破坏了病患与他们的朋友、同事、邻居之间社会性的接触。麻风病实在是一种可怕的孤独病。
  在卡维尔因为基督徒的行动,特别是麻风传道会和相关的美国麻风传道会的努力,使麻风病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麻风病值得成立专门的传道会,我不曾听过有“疟疾传道会”或“霍乱传道会”,我想是因为麻风病人对人类的接触有迫切的需要,这是一种独特而可怕的需要,只有靠基督徒的爱心和敏感的心,才能满足这种需要。
  类似印度维罗地方和医疗队,的确能为麻风病人做很多伟大的事。他们以移植筋腱和整型外科手术来医治麻风病人,辛苦地恢复他们的手脚。他们也移植眉毛,修补无用的睫毛,有时甚至使瞎眼的重见光明,他们更训练病人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带给他们新生。
  但我们能给予麻风病人最大的礼物就是握住他们、抚摸他们,不在他们面前畏缩,而是用我们自己的皮肤,借着抚触来表达对他们的爱。
  
18 爱心
  基督教对生命的看法不是按统计数字来衡量的。
  ——马加力奇
  
  一位名叫特蕾莎修女的简朴妇人,因为在印度加尔各答最低阶层的人当中服务,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救不了全印度,因此她就专门服事那些最无可救药及快死的病人。一旦在加尔各答路边的水沟或垃圾堆里找到他们,她就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医院,用爱来围绕他们。医院里笑容可掬的妇女用药抹他们的伤口,除掉污垢,给他们盖上柔软的床单。这些乞丐往往虚弱得连话都讲不出来,只能睁着人眼,观望着在他们生命中,这么晚才临到他们的爱心,事有蹊跷,他们是不是已进入天堂?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的关怀——为什么有人温柔地把热腾腾的肉汤送到他们的嘴里?
  纽约的一个报人,穿着笔挺的两装,遵照电视演讲提示机的指示,对特蕾莎修女问了一些同样的问题。他似乎对自己寻根究底的发问颇为得意,为什么她一定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那些没有希望的人身上?为什么不去找值得救治的人?大部分的病人最多只会活几天或几星期就要去世,她的医院还提得出什么值得夸口的成功率呢?特蕾莎修女安静地看着他,思考他的问题,想透过事物的表层,来看问这些问题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想不出任何对他有意义的答案,因此她柔和地说:“这些人一生都被人当作狗一样看待,他们最严重的病就是觉得别人不要他们,难道他们没有权利像天使一样地死去?”
  马加力奇写了一本介绍特蕾莎修女的书,他在书中也绞尽脑汁想回答这些问题。他观察了加尔各答的肮脏与穷困之后,回到英国,满怀热情与愤慨地写成了这本书。但是,他说道,他与特蕾莎修女不同的是,他回到英国……而她却一直留在加尔各答。他承认从统计数字上来看,特蕾莎从人类需要的污水池中拯救出来的,不过是少数的漂泊者,这算不得什么成就。但马氏又用结论说:“然而基督教对生命的看法并不是按统计数字来衡量。”
  基督教的确不是。一个牧羊人把里面有九十九只羊的羊门关上就立刻心痛地冲出去,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要救一只迷羊。才被雇用一小时的雇上,所接受的工资与整天工作的人并没有两样(太20:1-16)。可恶的罪人一旦悔改,不管九十九位义人的反应,天上就会开出庞大的宴席庆祝(路14:4-7)。
  基督教的爱(希腊文agape)是一种给予的爱,也不是可以用统计数字计算出来的。由皮肤得到的知觉,比由眼睛或耳朵得到的知觉更重要,当感受到一种需要时,它立刻以个别的方式,本能地予以回应。
  我不相信宣教工作愈发展得专门化、愈不讲人情,就会愈有效果。科技的发展是免不了的,正如基督教医学院发展的情形。但我也看到在印度很好的基督教医疗机构,当他们慢慢走向组织化,有了宏伟的建筑,及大量工作人员有待支持时,他们就逐渐失去了最初的使命感。他们服务的“品质”提高了,但经费的需要也跟着提高。为了使本身的经济更独立,他们发展出一些只能吸引付得起医药费病人的技术。至于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穷人、没有人爱的人,就只好转向政府设立的诊所求助。
  相反,我看到我父母所带给我的深刻印象。虽然他们到印度的目的是去传福音,但因为与当地人朝夕相处,深深知道人们的需要,他们开始在各个层面展开行动。几年的工夫,他们开始涉及医疗、农耕、教育、传道、语言翻译等工作。他们对需要的认知,决定了他们表达爱的方式,这就是适宜性。
  我父母辛苦工作了七年,才带一个人信主,而这第一个信主的人还是靠他们在医病时,所显出的爱心所带来的直接效果。印度的村民经常把快死的病人遗弃在户外,我父母就去照顾这些病人。有一次一个印度教祭司得流行性感冒,快死时,他把自己体弱多病、才九个月大的女儿送来给我父母扶养。没有一个祭司肯接容她,但我父母收留了她,把她养得很健壮,而且领养为自己的女儿。我因此多了一个妹妹,路得,我父母也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信任,这些村民深受基督徒爱心榜样的感动,以后有少数人很快就接受了基督的爱。
  许多年以后,我母亲年高85岁,父亲已去世很久,她还帮忙寻找到一种医学上的突破。她常常医治山地人脚上一种可怕的脓肿,她先把脓排掉,再切掉上面扁长的珠鸡虫。因为这些脓肿经常出现,令她很沮丧,于是处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她发现珠鸡虫的生命环中,有一个幼虫期是在水中度过的,如果她能破坏这个生命环,她就能扑灭珠鸡虫。因为很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她很快就想起这些人经常涉水,也许这种病是这样传染来的。基于几十年来个人工作所建起别人对她的爱与信任,她就骑马从一村走到一村,劝人赶快在浅池塘四周围起石墙,并避免脚部与水接触。几年以后,这位老太太竞单枪匹马地消灭了两个山区内所有的珠鸡虫,以及它们所引起的脓肿病。
  
  我太太玛格丽特对于儿童的眼病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从当天晚上她脸部沮丧的表情上,我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总是很同情地看看她,喃喃地说一声:“又是角膜软化症?”她就会点头说是。
  这种病是一至二岁的小孩子,由于缺乏维生素A和蛋白质所引起的。一个婴儿若是还在吃母奶,营养都很好,但一旦新的小弟妹出现,母奶只好让给他们。一成不变的米食无法供给孩子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小身体特别容易受感染。最后,结膜炎出现了——这种感染在营养良好的人身上,原是很容易医治的——开始侵蚀营养不良的孩子的眼睛。观察那些受感染的眼睛,你会看到一团软软、湿湿的东西,好像有一阵奇热的光线把整个眼睛都给融化了。每次与这些眯着眼睛、怕光的孩子接触,总会使玛格丽特深受挫折——不论她当天做了多少成功的治疗手术。
  因为受玛格丽特感到需要的策励,有些医学院的研究生发现了一种很普通的绿色药草,在那个地区,这种药草长得到处都是,这种药草含有高浓度的维生素A。他们又发现当地用来做花生油的花生,含有孩子们所需要的蛋白质。通常搅碎花生榨出油后,村民一直用花生渣来喂猪。
  现在最需要的工作就是教育村民。玛格丽特和卫生局的人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很快孩子的母亲们就很兴奋地告诉左邻右舍,绿药草和花生可以防止孩子瞎眼。这个消息如野火般地传遍了各个乡村,很快,孩子们得以免受可怕角膜软化症的侵害。
  当然,以上两个都是不寻常的例子。很多宣教工作费心费力,却少有这么戏剧性的结果。但这两种情况都能证明基督徒亲密的爱心所能产生的果效。政府、进步的医院、农业专家都有足够的知识,知道如何对抗角膜软化症和珠鸡虫,但他们得不到村民的信任。医药发展的原动力,反而必须靠那些与受苦的群众有接触,并已建立起村民足够的信任和尊敬的人,这些人能带出医治的果效。
  中国谚语这么说:“除了施予的人的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弥补捐赠带给人的侮辱。”如果我走到一个穷人面前,塞一张十元钞票在他手上,然后走开,我实在足在侮辱那个人,我的行动似乎在说:“你照顾不了自己——让我捐一点钱给你。”但如果我肯把自己投入他的生命中,认识他的需要,与他站在一起,与他分享我所有的,他就不会感到生气。
  我怀疑如果我的母亲从飞机上丢下单张,告诉村民要用石头墙围着池塘砌起来,这样作会有多少效果。
  每星期我的信箱都会塞满基督教机构求援的信件,要我帮助他们给饥饿的人吃、给赤身露体的人穿、探访囚犯、医治病人。他们向我解说这个受伤世界的可怕状况,要求我捐钱帮助减轻这些痛苦。我也经常捐钱给他们,因为我就住在世界上正受苦的人当中,并在其中工作,同时我也知道这些机构都能善尽职责,把爱和同情播散到海外。但令我伤心的是,把这个痛苦的世界与几百万奉献的基督徒牵连在一起的,只有那些来自远方、脆弱的信件。在信纸上盖个印信,收集一些真实故事,而期望能借此达到最好的募捐效果——其中完全没有皮肤亲密的接触。
  如果我靠一张支票表达爱心,我就会失去体会由亲密相爱所能引起令人难以想象的反应。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人类需要最多的第三世界中去工作,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监狱探访,带东西给囚犯吃,照顾未婚妈妈,哺养幼儿。如果我们只愿意以长途方式表达我们的爱心,我们会损失许多感受。皮肤要想保持敏感、有反应,就需要有经常性的接触。
  最能说明这个真理的是耶稣基督,上帝借他道成肉身住在这地上。希伯来书总结他在地上生活的经历,说:如今我们的引导者,他能触摸到我们软弱的感受(来4:15)。上帝看到我们的需要,就亲自来到我们身旁,而不只是以保持距离的方式来爱我们。除非自己成为人,他怎能将自己的爱表达完全呢?耶稣乃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来5:8)这里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观念:连上帝的儿子也要透过在地上的经历来学习。在尚未以肉身出现时,上帝没有肉体痛苦的个人经验,也没有与需要的人相接触的经验。但上帝住在我们当中,触摸我们,他花在我们身上的时间,使他更能认同我们的痛苦。
  最理想的是把你的爱给一些你触摸得到的人——邻居、亲戚、你周围有需要的人。我在印度就能做到这一点,如今回到卡维尔,我也在寻找一些可以借触摸表达我的爱的人。当然,我还是很关心印度人的需要,我也在找一些能通过触摸去爱印度人的人。我用捐献、祷告来支持这些人与他们的机构。
  不论是身体的接触还是教会的接触,都有可能是第二手的。触感的血球微粒深藏在皮肤的下层,而表面的活动的确可以由其他细胞来反应,以传达触摸的感觉。我通过在庞贝的女儿,或在卡拉几里外麻风病院的朋友傅力奇医生,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送东两给印度人。他们个别地应用了我的爱心,而我也期待从他们那里知道这份爱所带出的结果。我的责任是深入他们的工作中了解他们,看他们的报告,为他们祷告。当我为那些在前线工作的细胞祷告时,我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与挣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与海外作的肢体保持联系,利用他们作为我们与当地人接触的触感血球微粒。
  
  这世界的需要正像快要爆发之火山口上的岩浆一样,在不断增加。每一天我们都看到饥荒、战乱、流行病的报道,我们甚至可以一边看,一边还在享受我们丰盛的饮食。我们漫不经心地翻阅一些宣传单,上面的图片是因营养不良,肚子胀得好大的婴孩。这些需要这么惊人,不但不使我们采取行动,反而会使我们的心愈来愈刚硬,变得毫无感觉。
  在某些方面,我们也开始背负起令人无法忍受的罪恶感,担子重得甚至使我们不能动弹。我又想到耶稣的工作。他医治人,但只限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影响到塞尔特人、日本人或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然而他引起向全世界宣教的基督教传道运动,回应各处人们的需要。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资源、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服事范围开始,虽然我们不能单枪匹马改变整个世界,但大家一起来,就能完成上帝的命令,使世界充满他的爱与同在。当我们伸出援手时,我们就是伸出基督身上的手。
  
19 面对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耶稣
  
  如果我带给大家的印象是:皮肤唯一的功能就是传递我们外在环境的消息,并借着触摸和外表与环境取得联系;那么,这就是我的疏忽。自然界绝不会这么奢侈,皮肤的存在主要功能是形成一道障碍,一道马其诺防线,使得内外分明。如果没有皮肤,我们身体上的某些肢体就会像果酱一样,混在一起,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生物体应有的定义。
  如果要我说出皮肤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我要说是保水。人体百分之六十是由液体组成,如果没有皮肤提供潮湿、保护的环境,则这些液体很快就会挥发掉。如果没有皮肤,一个热水澡就足以使我们丧命;液体会像水溢出泄洪道一样,冲进体内,使身体涨满液体,稀释血液,同时肺部会被水灌满。皮肤细胞严密的防线则可防止这种可怕的事发生。
  近代文明却加重了皮肤的负荷量:我们用厉害的清洁剂和肥皂擦洗皮肤(很讽刺的是,这种清洁法会改变皮肤的酸性基础,而加速细菌的成长);每逢周末,我们会到氯化的游泳池中游泳,使皮肤饱受虐待;烤肉时,任凭煤油溅到手上;我们拿着松节油清洗油漆刷子,又用腐蚀性的清洁粉和粗糙的垫子洗手。即使如此,皮肤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
  皮肤也提供一道防卫线,抵挡密布在它表面上的成群的细菌和霉菌。由尼尔逊(Lennart Nilsson's)所拍摄精巧的人体表面显微照片中,可看到一排排的汗腺和油管好像巨大、锯齿状的洞穴一样,形成进入表皮更深处的通路。在这些洞穴的进口,潜伏着发光的绿色细菌和蔓生的霉菌。单独的一个细菌虽只能活二十分钟左右,却能在八小时内繁殖到一百万个。我们每个人的体表所携带的这些生物,其数字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口那么多。皮肤会防备一些化学药品、电极,而且有成队的防卫细胞,使侵犯者不敢越雷池一步。
  较大的动物也会爬到这些裂缝中。直到本世纪,在发展中国家中,蛆、蚤、臭虫、虱子都还是皮肤上常见的东西。
  即使今天,有一种只有三分之一毫米长的八脚生物——皮脂腺虫还是常潜伏在眉毛的毛孔里,满足地在那里过日子。这种幼虫形状像香烟,看起来似乎无害,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找得到。公的、母的快乐地在毛发间交配。如果有二十五只,就可以在温暖的脂肪腺上聚成一团。
  皮肤也必须对抗较大生物的攻击,诸如葡萄牙虫、蝎子、壁虱、跳蚤、庖甲虫和刺蝇等。有些臭虫嗜食人的体液,会跑到人体因肌肉收缩的压力,使皮肤很接近血管的部分,以每分钟三英寸的速度刺人体内,很快穿过血管薄弱的表皮,饱餐人血。
  像拳打、鞭笞等的冲击会很快散布到成千的皮肤细胞上,然后这些细胞又像蹦蹦床一样弹回来,以吸收足以伤害内在器官的冲力。
  外面的世界是严酷的,而表皮正好供应不断牺牲自己的细胞。这一层粗硬的外皮就像干燥卷曲的玉米片一样,随时准备脱落,让下面潮湿、新鲜的细胞上来顶替。有些人很注意这种事,他们估计我们每天大约失去十亿万个皮肤细胞。光是握握手或开个门就会牺牲好几千个皮肤细胞,我们甚至不能计算打一场桌球赛的后果。
  死去的细胞会依附在打石膏的手臂上好几个星期之久,但其他的细胞又都到那里去了呢?有一大堆会留在躺卧的床单上,有些会随风飘失,但大部分还都是掉在家里。家里的灰尘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死细胞组成的——这就是你和你的家人、访客身上掉下来的友善的皮肤屑,在那里等待着被人用抹布抹掉,然后抛到室外;对于皮肤所作的牺牲,没有人会表示一丝感激。取代它们的细胞主要是在晚上十二点到凌晨四点之间,当大多数身体都在休息时长出来的。
  
  有一次有位正在热心学吉他的年轻学生跑来看我。他带着忧虑的神情,要我看看他的手指尖。它们都已红肿,有时候弹吉他时还会流血。他忧愁地问我:“它们是不是太脆弱了,不适合弹吉他?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吉他手了吗?”
  我对他这种检查皮肤细胞的方法只有觉得好笑。纵使皮肤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忠心为他效劳,他却好像老板对待员工一样,怀疑它们是否管用。我劝他慢慢来,他的皮肤因工作太激烈,承受不了那么多压力,像纸张一样薄的表层掉了,而新的细胞却来不及长出来,但很快他手上细胞的繁殖速率就会赶上来,会以坚硬的外皮包住于指尖的。
  在所有的人体器官中,我看皮肤是最懂得牺牲的,这也难怪一般医生的病人,有四分之一是属皮肤科的。皮肤能忍受令人无法置信的虐待,以维持体内生命器官的平衡,这些器官是受不了环境的改变;体温只要提高7度或8度,就足以丧命。因此,皮肤的使命就好像一部散热器一样,把液体急速输送到体表,以供蒸发,使身体冷却。增加皮肤表皮的血液供应也能驱散热气。在夏天,人体有时要流两加仑的汗水,以使活跃的身体得以冷却。
  就某种角度来说,由基督门徒所组成的社群,乃是对外代表基督的身体,因此,所有的基督徒都带有皮肤的表面功能。又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会因为要在这世界中尽保卫基督身体的功能,而遇到摩擦。然而我相信,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必须保护眼晴或肝脏精致的细胞,免于外在环境的残酷现实一样,教会也有一些人,需要与外在环境分离,以便多有时间沉思默想。还有的人在他们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需要保护,为了这些人的缘故,基督身体中的某些肢体,需要站在最前线、最暴露的地方,为其他人忍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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