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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杰作

(5)
  皮肤并不是生手所在的地方,它是老练的器官,装备有免疫和抵抗疾病的系统。过敏症、天花、肺结核都要在皮肤表面进行试验,因为它代表身体的内在部分,而且保护它们。我们往往因为站在虎视眈眈的世界的最前线而感到焦虑,就忙着把新人往前推,使他们成为暴露的器官,可是这些人还不够有智慧,不够成熟来应付这种冲击。我可以列出一大串运动健将的名字,起初他们都是基督徒运动员当中有名的发言人,但后来就消失了,如今对基督教的事再也不感兴趣。他们使我想起那位年轻吉他手红肿的手指尖,因为被迫要按钢弦,还无法适应增加的压力。
  新的人容易受陌生环境的危险影响,因此特别需要保护,以学习身体的生活方式。如果使徒保罗尚且需要花一段时间反省,今天我们是否也该问问新加入的基督徒需不需要如此?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蒙召站在最前线。那些在体内作更谦卑的服事工作者,也要面对特别的危险:他们会觉得自己比不上那些别人比较看得见的肢体。打字或清理病房的工作,会不会像看得见的基督徒代表所从事的活动一样,对神的国有所贡献呢?圣经往往把焦点集中在少数几位蒙召作前锋,为宗教信仰开拓新领域的人。他们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模范,但我们不会全是使徒,圣经也没有任何暗示,要我们都该如此。整体来说,教会还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不同的只是他们对生命表现的忠贞态度。
  有的人是蒙召站在前线的,如特蕾莎修女、彭柯丽和葛培理,他们配得我们的支持与代祷,而不是嫉妒,因为在身体的表面生活并不容易。
  教会历史是由那些愿意活在冲击点上的细胞串连起来的;这些人没有因肿伤、燥热、难耐的压力而萎缩。我读希伯来书11章的英雄谱,就好像读到前线争战之殉道者的点名簿:“他们因着信,制伏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来11:33-38)。
  我想到我的母亲,她本来住在伦敦郊区,却跑到印度去当宣教士。当她69岁时,差会要她退休,她照办了——但等到她一旦发现有一片小地区没有宣教士,她又起来工作,没有差会的支持,自己爬到那些山区,盖了一幢小木屋,继续工作了26年。因为股骨破裂和蔓延的瘫痪,她只能靠两根竹棒走路;但她还是骑在一匹老马上,背个医药箱,踏遍整个山区。她找出那些被遗弃的、不可爱的、病的、瞎眼的人,医治他们。一到人们认识她的社区,就会有一大堆人涌出来欢迎她。
  我母亲在1947年,95岁时去世,由于营养不良、健康欠佳,使得她关节肿胀,身体既憔悴又软弱。她老早就不再注意个人的外表了;她甚至拒绝照镜子,以免看到困苦生活所带来的结果。她是前卫队的一份子,站在最前线向受折磨的人们展示神的爱。
  还有另一位也在最前线服务的女人,令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她最能代表基督身体皮肤上的所有元素。1950年代,我来到巴基斯坦,在一个我所见过最悲惨的地方,拜访了这个修女——傅医生。离她住的地方不很远,我就闻到令人难以忍受的腐臭味,那是一种足以使人昏倒的气味。
  很快我就看到靠海的一大片垃圾堆,是由附近一个大城市送来的,已经堆在那里好几个月,任其腐烂,到处都是蚊蝇。最后我总算认出那些人影——身上长满脓疮的人——在垃圾堆上爬来爬去。他们都患有麻风病,约有一百位以上,都是被人从城里赶出来的,只好以垃圾堆为家。他们用铁锈皮当屋顶,垃圾场中一个滴水的排水管就是他们唯一的水源(今天这个垃圾堆已经不在了,傅医生则在巴基斯坦一家现代医院里当麻风医生)。
  但就在那个可怕地方的旁边,我看到一间干净、木造的诊所,我就在那里面找到傅医生。她得意地向我展示她那井然有序的架子和上面完整的记录,也就是每一个在垃圾堆中的病人的病历档案。外面可怕的景象和里面整洁的诊所所流露的爱与关怀,形成强烈的对比,我的内心深处像火一样地燃烧起来。傅医生每天都显露出皮肤的特质:美丽,对人的需要敏感,顺应当时的需要,透过人性的接触,恒久地、不畏缩地表达出神圣的爱。世界上凡是像她一样的人,都已达成基督的命令,使世界充满了她的同在。
  
20 运动
  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光是大拇指就足够让我相信上帝的存在。
  ——牛顿
  
  出现在舞台上的老绅士看起来很慈祥,脸上满布皱纹,有一个相当突出的大鼻子,他的两肩下塌,眼深陷,视线模糊——他已超过九十岁了。坐在黑色的板凳上,稍微调整一下身子,做了个深呼吸,他举起微微颤抖的双手,放在黑白键上一阵子,然后音乐开始了,突然一切年老和脆弱的形象,很快就从四千位聚集要听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演奏的人心中消失。
  他今晚演奏的节目很简单:舒伯特即兴曲、拉赫马尼诺夫的序曲和贝多芬著名的月光奏鸣曲;这些曲子在音乐学院的音乐会都听得到,但要听鲁宾斯坦弹奏就很难了。不顾自己的老朽,他以无懈可击的技巧,配合诗的形式,诠释这些乐曲,激起狂热的听众久久不歇地欢呼。鲁宾斯坦微微欠身,合起那双永不老化的手,步下舞台。
  我必须承认像鲁宾斯坦这种出神入化的演奏,不仅使我耳朵听得入迷,连我的眼睛也看得入迷。手是我的专长,我毕生都在研究手。钢琴演奏是手指的芭蕾舞,是韧带、关节、筋、神经,和肌肉光彩夺目的挥舞。我一定要坐近舞台,以便观察它们的移动。
  经过我仔细的计算,我知道有些乐章,譬如月光曲第三乐章中有力的急速和音,实在是太快了,身体很难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与之配合。神经刺激的速度没有那么快,脑部来不及在中指一举起来,就命令无名指马上敲下一个键。一定是经过好几个月的训练,使脑部对这些运动产生一种下意识的反射作用,音乐家称之为“手指记忆”。
  我也会对缓慢、轻快不同的乐章感到惊奇。好的钢琴家有本事个别控制他的手指头,如果两手要同时按一个八音和弦,每一个手指会使出稍微不同的压力,让主旋律那一个音显得最响亮。在一个具关键性的弱音节中,只有少许几公克压力所产生的效果是如此微小,只有精致的实验室才测得出来。但人的耳朵就有这么一个实验室。像鲁宾斯坦这样的音乐家配得赞赏,因为这些耳朵精灵的听众听得出他最精巧的手指控制。
  
  我常常要站在一群医学生或外科医生面前,分析一个手指的动作。我在他们面前拿着一只解剖过的手;一旦从身体中割断,它看来是很怕人的;我告诉学生,现在我要使小指的尖端移动;要如此,我必须先把那只手放在桌子上,用四分钟的时间,把错综复杂的筋和肌肉的网状结构加以分类(为了使钢琴演奏家有一双灵巧与轻盈的手,手指本身并没有肌肉,筋把在前臂和手掌的力量轻移到手指头上),最后,当我把至少一打的肌肉排成正确的方位和张度时,用一个微细的动作,我就可以牵动它们;如此,小指头附近的关节不用弯曲,它就可以移动。
  手要靠七十条分开的肌肉才能运动。如果把各种谈到修补受伤之手的不同方法的外科手术指导收集起来,可以堆满一个房间,但四十年来的研究,我还没有读过有哪个专家能把一只正常、健康的手改得更好。
  当我坐在音乐厅看那些细长的手指上下左右地在键盘上滑动时,我就想起我上课所讲的。我尊敬手;鲁宾斯坦把手的功能视为理所当然,手是他顺服的仆人;他常常闭起眼睛或向前直视,根本不看它们。他不是在想他的小指头,而是沉思贝多芬和拉赫马尼诺夫。
  有许多其他的肌肉都愿意助鲁宾斯坦的手一臂之力。他的上臂绷得很紧,手肘弯成九十度,以配合键盘的高度。肩膀的肌肉必须收缩,以便上臂拉到一定的地方;颈部、胸部的肌肉要能稳定肩膀。当他弹到特别费力的地方时,他的整个躯干和腿部肌肉都会僵硬起来,形成一个坚固的基础,让手臂有力。如果没有这些稳定的肌肉,鲁宾斯坦在每一次倾身向前去按琴键时都会摔跤。
  为了观察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经年研究、花费巨资所设计出来的人造手臂,我曾经专门造访过生产放射性物质的设备厂商。科学家们很骄傲地显示那些帮助他们免于暴露在放射线之下的高明机器。借着调整关节和杠杆,他们可以控制一只手腕可以向上反转的人造手。最新发明的机器手还有可以反转的大拇指,这是自然界中只有灵长类才有的特征(只有人类才可以用食指和大拇指的尖端接触,轻易而正确地抓住或握住东西)。这位科学家像一位骄傲的父亲一样,摇动着机器大拇指给我看。
  我赞许地点点头,称赞他所作的机器手居然会做那么多事。但是和我一样,他也知道如果与人的大拇指比较,他那原子时代的手就显得笨拙、有限、甚至很可怜——好像拿小孩子的泥巴塑像与米开朗基罗的杰作比。鲁宾斯坦的演奏会证明了这点。
  
  六百根肌肉,组成我们身体重量的百分之四十(约是骨骼重量的两倍),消耗了我们消化食物后的大多数能量,才能使我们的身体有所行动。小肌肉管制进入眼中的光线。大约一英寸长的肌肉则能使脸部表情千变万化——使桥牌的搭档或谈判的会谈者,可以从其中得到重要信号。更大的肌肉——横膈膜——则控制咳嗽、呼吸、打喷嚏、笑和叹息。臀部和大腿有大量的肌肉,使我们一生都能走路。没有肌肉,骨骼将会塌成一堆,关节会松散,运动也会停顿。
  人类肌肉可分成三种:平滑肌控制自主程序,我们意识不到它的运作;横纹肌会有自发的运动,譬如弹钢琴;而心肌很特别,又自成一类。(蜂鸟心脏重一盎司,但一分钟跳八百次;鲸鱼心脏重一千磅——与这两者都不同的是,人的心脏似乎功能迟钝,但却很尽职,足够使大多数的人活到七十岁,而从来不需要休息。)
  我们被人所制造的动作所包围——飞机、汽车、透过电视荧光屏跳舞的色点等——于是我们慢慢对靠肌肉才可能做的高超运动变得麻木。但即使是低等动物,也会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动作表演。一只普通的家蝇肌肉会在千分之一秒内有所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人用手很难抓到它的原因。被人轻视的跳蚤会表演特技似的跳跃和翻筋斗,如果真有改良品种的可能,使它变成人一般大小,则必定会使我们最佳的体操世锦标赛选手看得目瞪口呆,吓得退出比赛。到有水族馆的动物园去看看水底活动的海豹和海狮,在陆地上它们又可怕又笨重,但在水中,你我看出所谓的“美妙”是怎么回事;你也可以站在农舍庭院中,看见一只突然飞下来的燕子,必会使你对飞翔有新的领悟。
  与其他动物比较,人类的运动都比较保守,而且范围要小许多。我们没有老鹰一样的视力,也没有猫头鹰一样的听力,更不会像萤火虫一样发光;我们不能像狗一样跑,像蚊蚋一样跳,像野鸭一样飞,但我们的肌肉中储备有足够的潜能,让我们能跳芭蕾、滑雪、做体操。在电视上的表演者是轻盈美人的典范:滑翔过空间、靠一个趾尖急速旋转、借一个轻弹簧从高杠上跃下;但是在私底下,这些美妙的动作都是苦心练习的副产品。那个地方是很吵闹的;重重的撞击声、木板轧轧作响,加上气喘如牛、汗如雨下的身体。人类能把如此艰辛的肌肉活动,转变得如此顺畅和美妙,这是运动双重本性的贡献:强壮的体力和熟练的控制。
  
21 平衡
  基督教以融合强烈的对立态度克服困难,它容纳对立的双方,而且继续让双方保持强烈的态度。
  ——切斯特顿
  
  鲁宾斯坦、巴力斯尼可夫或海顿的动作并不是轻易得来的。头脑里能记录各样有意识动作的运动皮质,刚开始的时候就像一块洗过的黑板,上面一片空白。纵使本能行为的种子已经存在,但幼儿受重力的控制,无法抬起头或挺立腰杆。他手脚的运动都是突然的、不平稳的,好像旧式的无声电影一样。可是他学得很快,一个月后就能抬起头,两个月后连胸部都挺得起来。到了七个月,如果一切正常的话,他可以不靠任何支持坐起来。到了八个月,不用人扶就可以自己站立;但平均还要七个月,他才能平稳地以每秒钟踏一步的速度走路,而且不会有意识地想到他的行动。
  如果我们要追溯身体在走路时所用的信号,我们可以从一个笑嘻嘻的、冒险摇摇摆摆走路的幼儿身上,找到一个无法想象有多复杂的机器。当他走向一张桌子时,每只眼睛里有一万万个感觉细胞组成那张桌子的图样;颈部的伸展感受器在调整头部与躯体的角度,以维持合适的肌肉张力;关节感受器发出信息,报告四肢骨骼的角度;耳朵里面的感觉器官,将重力的方向和身体的平衡情形报告给大脑;每根脚趾头感受到地板压力,很快会发出信息,向大脑报告他所踏的是怎样的平面。
  只因为学步的幼儿要站起来,他的臀部、膝盖和脚踝上互相对立的肌肉就必须发挥平衡、相对张力的作用,以稳定关节,避免关节重叠,“肌肉张力(Muscle tone)”说明了肌肉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使幼儿所有的肌肉保持在缓和收缩的状态,使他站起来走路时,可以很活泼、有劲。
  偶然低头要避开地板上的玩具,就会引起所有这些感觉器官戏剧性的转移:地板的形象很快通过视网膜,但内耳和伸展感受器却向头脑保证身体没有跌倒。头部的任何动作都会改变身体的重心,影响到四肢肌肉的张力。初学步的幼儿身上有几百万个信息,随时与大脑连络,并给予指示,以操作走路这项了不起的技艺。
  肌肉要靠更高层的组织来组合个别细胞,狭长、光滑,带有黑核的肌肉细胞只会做一个动作——收缩,它们会拉不会推,好像两个蛋白质分子交互作用,这些分子就像两根相对的梳子上的齿一样,滑在一起。细胞联合串成纤维,好像盘绕的绳子,纤维则向更高层的组织——运动单元(motor unit group)报告。
  一个运动神经控制一个运动单元,包住肌肉群周围的顶盘,好像章鱼圈住一根柱子一样。如果运动神经发出信号,则所有它所控制的肌肉纤维就会很快变短、变粗。有些纤维是“急性的”,能一下子爆发出许多能量;有些则是“慢性的”,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疲倦。肌肉纤维乃遵循所谓的“全有或全无”原则,他们无法调节能量,只有一个简单的开关。像鲁宾斯坦那样或需轻轻触键、或需重重敲击,完全是靠运动单元所发出的能量来定。
  大合唱团的指挥常会警告他们的团员,不要在唱完尾音时马上吸气,因为很多团员同时吸气的声音会影响听众。他们应在音节中间换气,轮流呼吸,每一次只有少数团员呼吸。但是肌肉与合唱团不同,它不能要求自己的成员唱轻一点;如果要二头肌发出不同的力量,只要改变参与的肌肉数量即可。每个运动单元可以轮流休息,但肌肉的收缩仍一直可以稳定进行。
  大肌肉上的所有运动单元很难得一次同时用力。偶尔肾上腺素会引发讯号,使身体生出许多能量,这叫作歇斯底里似的力量,比如一个母亲可以把一部车子从孩子身上抬起来——也许这是所有的运动单元都受到刺激而一同参与行动所致。
  如果用一根针刺入皮肤,接到机器上,把电能转换成声音,则可清楚听到肌肉“合唱团”的声音。这是一种持续流动,报告肌肉声调活动信息的声音,慢慢弯起二头肌,这种声音就会加速;突然转动手臂,这种声音就会快得像机关枪发射一样。细胞从来不会停止不出声,如果脑部要马上有行动,则在一秒钟之内,他们就会马上从命。
  当码表从只有一个针头大小的范围,记录肌肉的固定流动时,其他几百条肌肉可以都毫不被察觉。有一大群重要的肌肉是不管我们有没有想到它们,它们都会继续工作,比如控制眼睑、呼吸、心跳和消化的自动肌。这好像我们身体的智慧,它信不过我们健忘的、会出差错的自由意志,不敢把这个生死攸关的功能交给我们操作。因此它们就自己保护自己,使我们无法故意停止心跳或呼吸。没有一个人能靠不呼吸来自杀;肺部一旦积多了二氧化碳,身体就会发动超越意识的机械作用,强迫肋骨、横膈膜和肺部采取行动。
  想一想连接纽约市区每一个家庭、每一幢建筑物的电路系统。在任何一秒钟内,电灯都在开关;烤面包器开始工作,微波炉开始倒数计时,水流使铁肺开始工作。但是这种互相有关联的决定和活动仍是按各人随意进行的。有一个更复杂的开关系统正在你的体内操作,不但管理完善,而且是井然有序的。当你读到这页的末了时,你很自然会用手指翻开下一页,却不会意识到能产生这种动作的复杂系统。
  
  属灵的身体和肉体一样,要肌肉不断成长就必须运动。如果由于瘫痪,失去运动的能力,则那一部分的肌肉就会萎缩,有一天就会被身体的其他部分吸收掉。同样的,基督的身体最能显示它很健康的方法,乃是借行动向别人表示爱。当它对痛苦和不公平的事不再有主动的反应时,它就开始退化了。一个有机体一旦不用,就会开始退化,寄生虫就很可怜地表明了这个自然律。
  基督身体的活动在某一方面一直很困扰我;从历史上来看,它似乎带有一种混乱的、骚动性的本质。在任何一个世纪,教会历史上都出现过分裂现象,激烈地辩论有关社会关怀的角色,以及对世界影响过度的反应。因为教会历史包括有这些暂时的、骚动性的活动,我们也很容易对基督身体活动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至少有一部分混乱的产生是基于下面的事实:在任何时间,可见的、有组织的教会往往与真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大不相同。牧师,甚至主教,有时候也可能在历史上的某一刻,离开基督的身体,甚至做敌对基督身体的事)。
  当我再仔细看生物的运动时,我就更能看出彼此不连贯的能量,一样能对身体的顺畅运作有所贡献。在人体内,一个动作并不是靠所有肢体一致做同样的活动所产生的;事实上,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相等的负面反应。我们说过,肌肉是成对比排的,当三头肌收缩时,二头肌就放松,反过来也是如此。但神经生物学的先驱者,谢灵顿医生(Sir Charles Sherrington)却证明,所有的肌肉活动都牵涉到刺激与抑制;每一条肌肉都有一个制衡的“但是”。
  膝盖的跳动牵涉到两条肌肉,足以说明谢灵顿的原则。当医生敲打病人的膝盖时,大腿前面的肌肉会兴奋地弹起来。但除非使膝盖弯曲的小腿部决定不收缩,否则这种弹起来的动作就不可能发生。两个刺激同样有力,一个引出行动,另一个却使之不动。在复杂的运动,像走路、打棒球时,就有好几百个相对的反应同时发生,因此,所有的肌肉动作都牵涉到这个施与受的原则。谢灵顿更深入说明这个观念:“常言说道:生命的目标是动作,而不是一种思想。今天这句格言必须加以修正。我们必须承认,不去做一个动作与做一个动作一样重要,因为在神经活动中,抑制与刺激同时存在。”决定不行动也是一种决定。
  抑制的协调与全身有关,它可以调和心跳与呼吸、呼吸与吞咽;调整肌肉声调、适应在运动中的所有改变。简单地说,抑制的作用使身体某一部分的机件能脱离其他机构而自由运转。
  这种生物学的原则可以用来解释在教会历史上初看之下似乎重复出现的困扰,基督的身体曾受一些极端的、夸大的反应所牵引。在该行动或不该行动这个问题上,早期教会就已开始争论。在行为上,就如查理·威廉斯(Charles Willams)所指出的,有两种相反的倾向,“第一个说:‘每一件事都非常重要。’第二个说:‘的确不错,但只要脑筋清醒的人就知道,我们不应该把每一件事都看得那么严重。”’对事情抱严肃态度的人,会对世界产生尖锐化的、紧张的看法,认为所有的行动都会产生永恒的后果。发展到最糟的形态,就变成法利赛人式的律法主义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圣洁”运动。对事情抱轻松态度的人会比较清醒,却也会朝另一糟的方向发展,即对不公义和罪,产生一种“谁管它?”的不行动态度。
  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与罗马书中,对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论点特别提出反驳,一方面他责备律法主义者藐视上帝的恩典,一方面他又推崇基督徒要有好行为,来印证自己有一个正常发展的新生命。
  在与世界的关系上,基督徒也在两个相反的力量中摇摆不定。在教会史的前两百年,兴起了肯定派与否定派,每一派都吸引许多热心的跟从者。肯定派立下了严格的教会政策:“如果任何一个主教、祭司、执事或圣职人员禁止婚姻、肉、酒……要纠正他或予撤职,甚至赶出教会。”
  禁止婚姻、节庆的人被称为“自然界的亵渎者”,此外,肯定派还有很多攻击的目标,诸如那些隐居旷野、衣衫褴褛的敬虔信徒,也是他们攻击的对象。这种矛盾现象早就存在:耶稣指出有人攻击施洗约翰是禁欲主义者,而对这位上帝之子,又有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太11:19)。每一种倾向都会从冲突中表现出好的一面:肯定派留给我们的是伟大的艺术、浪漫的爱情、哲学和社会公义;而否定派则给了我们深奥的、神秘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只有在不受干扰的神圣默想中才写得出来。
  今天的基督教也试着在人口过剩的世界中,维持教会唯美主义观点与实用观点之间的平衡。有没有可能不必消耗那么多艺术活动所需要的资源,而仍能保持美丽的艺术与豪华的建筑?有的人又重新看到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像西方这种强调民主的社会里,可能需要一种架构更好的公社形态。宗教机构的领袖们常常在属灵的传福音工作和属世的社会关怀,这两种目标所产生的压力下挣扎。即使是一间小教会,其会众也可能反映出相互对立的倾向。
  如果我拜访一群由青年政治激进派的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看他们强烈反对美国政府,而且主张绝对的和平主义和故意表现贫穷,我就可能会得到一种偏差的观点,以为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活动就应该像这样。然而这样的一种基督教反传统文化,抑制的过程,却足以平衡组织化教会的活动,除去对世界漠不关心的心态,使人对公义有新的体认。也许他们的贡献,就是能保持基督的身体不致倾向某一个极端。
  这些争论合一的因素必须是对元首——耶稣基督有共同的委身。我们对基督对一个敌意的世界所说的话、所想成就的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我们不能对它顺服,及彼此在顺服上有好的交通,那么我们的行动将不但不能互惠、彼此制衡,反而成了一种无意义的痉挛。
  
22 官能失调
  我们的才能,就像只能提炼纯度很低之矿砂的冶炼工程,如果亮度太大,我们就看不见了。
  ——马加力奇
  
  在印度,一个身材笨重的男人走进我的办公室里,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澳洲工程师,已经在印度工作多年。但是因为他的颈部抽动得很厉害,所以每隔几秒钟,他的下颚就会碰撞右肩。他有痉挛性的斜颈,也叫扭颈症,这是一种使人全身虚弱的病症,通常是由根深蒂固的心理失常所引起的。
  他一边间歇性地甩着下颚,一边对我倾诉他的沮丧。他那又矮又胖的身材,加上长期酗酒,似乎更增添了他自怜的理由。他说斜颈症是自他澳洲旅行回来后不久开始出现的。在印度作了多年的单身汉,再从澳洲回来时,他带回了一个妻子——一个美丽宜人的女子,比他高,也比他年轻。很快她就成为邻里街谈巷议的对象:她到底看上他哪一点?这种不配的婚姻是如何促成的?
  我除了能暂时给他一点镇静剂外,别无他法,就把他转介给一个心理治疗医生。这个心理医生私下告诉我,他认为这位工程师的情况是因为担心自己无法与太太匹配而引起的。他告诉他诊断的结果,却没有暗示治疗的方法。几个星期后,这个工程师又回来找我,心情比以前更加沮丧。他穿得很邋遢,颈部仍然间歇性地扭转,看来非常可怜。
  如果他自己独坐,没人注意,他的颈部就很少抽动,一旦有人开始与他讲话,他的下颚就会又甩动起来,结果在肩头上造成一个长期的瘀肿。我仔细研究这种状况,想办法帮助他,但除了给他镇静剂,并在他的神经末梢打一针奴佛卡因(Novocaine)的局部麻药外,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最后他在绝望中想以自杀了断,他用很坚决的口吻表示,他会不断尝试,直到自杀成功为止,他再也无法继续活在控制不了自己颈部的情况中。
  我想把他送到海外治疗,因为印度没有神经外科的医生,他却不肯,最后我只得同意给他动一项危险而复杂的手术,这手术必须打开他的脊髓和脑部。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复杂的手术,但因为这个人坚持要自杀,我只好尝试。
  我想不起还有哪一次手术比这一次还要多灾多难的。我们在普通手术台上临时制造了一个伸展台,让病人可以向下俯卧。不幸的是,这样却使麻醉师很难更换插在他气管中的管子,结果氧化过程不够完全,浪费了很多血,接着烧灼器在关键性的时刻,也正是我们最需要控制血流的时候短路;接下来医院的灯全熄了,我只好靠手电筒继续工作,就在看得见脊髓时,烧灼器又坏了。此外,在手术前,我忘了先小解,这使我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一直非常不舒服。
  就在这许多使人分心的情况下,我还是尽量集中精神从事精密的切除手术。切开脊髓和下脑后,我先找出像毛发一样细的神经,这是连到颈部痉挛肌肉的,只要手术刀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斩断一束神经,毁坏整个运动或感觉功能。
  纵使经过这么多困难,手术还总算成功。当这位工程师醒来时,他的背都扎着绷带;他也发现使他害怕的颈部抽动不再折磨他了。当然不会,因为我已经把从脊髓连到颈部肌肉的运动神经切断了;他再也作不出先前控制他的那个动作。那一束肌肉因为反抗大脑的命令已经失去效用;因为不用,这肌肉会慢慢被身体吸收掉。
  
  当人们看到有人肌肉痉挛时,他们往往以为是肌肉本身功能失常。实际上,肌肉非常健康,没有病,而且因经常使用,反而会发育得更好。所谓功能失常是由肌肉与身体其他部分不能配搭所引起的,它运动的时刻不对,当身体不需要,也不希望它有所行动时,它却偏要表现自己的强壮有力,这就是功能失常。像那位澳洲工程师所遭遇的情况一样,痉挛性的肌肉会使人不知所措、痛苦,甚至绝望。
  就像一个不正常的脂肪细胞会形成害瘤,吞噬身体资源一样,痉挛性的肌肉也会干扰身体的正常运作。道理非常简单,痉挛性肌肉往往不顾身体其他部分的需要,它的功能失调的方式比较接近反抗,不能算是病。
  爱的行为——医治、喂养、教导、宣扬基督——这些都是属灵身体正常的运动功能,但这类健全的运动,也可能陷入危险的功能失调情况中。就像痉挛性的肌肉一样,我们也可能为了自己的好处、目的、名声,而表现仁慈。在服侍别人肉体、精神上的需要时,我们很容易落入“扮演上帝的角色”,落入自满、骄傲的试探中。爱心变成假神,成为魔鬼的工具。我们这些从事基督教工作的人,必须经常不断与这种骄傲的倾向对抗。有人到我这里来寻求属灵的辅导,我给了他,但在他尚未走出房间时,我很可能就会开始庆幸,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辅导!
  耶稣一手训练出来代表他的门徒,就常常在这一点上跌倒,他们为一个卑贱的题目争论:谁是最伟大的门徒,可以在天上得到最大的荣耀(太20:20-23)。耶稣刚刚对他们谈到自我牺牲的必要性,曾当众把小孩子拉到他面前,让他们看到作门徒应有柔和态度,他甚至洗他们的脏脚,说明服侍的态度,但这一切似乎没有在他们心里留下多少印象——直等到加略山上黑暗的日子过后,他们才总算明了主的心意。
  
  我不想提名指出哪些是只知道运用肌肉服事自己,而不是服事整个身体的基督徒,但我始终想不通电子教会爆炸性的成长方式。这种强而有力的新肌肉可以一次就接触到好几百万人,得到好几百万元的收入。但这样的传播媒体,会不会使某些领导人拥有太多的权力与影响力?我以一个扮演配角的宣教士的眼光来看,我太了解人类有倾向属灵骄傲的弱点。借传播媒体传福音的传道人及讲员们,就曾对我谈起他们所要面对的独特压力:他们很容易因为别人热诚接受他们,因为受人抬举,而沾沾自喜。基督教机构的负责人和牧师们也同样会受这种骄傲和地位的试探。
  没有一个人能幸免。不管是热衷于都市传道的激进基督徒,还是奉献大笔资金给宣教工作的政治保守分子,是为新发现的知识狂喜的神学生,或是教会中的长老执事——我们都需要回头来看上帝之子的形象,他如何双膝跪在坚硬的地板上,替一双双满布巴勒斯坦灰尘的脚松鞋带。作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肌肉单元,我们无法靠每一种肌肉的活动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的活动都必须是为了整个身体的缘故而发的。如果因为我们忠诚地服侍基督而受人赞扬,得到好名声时,我们更需要神特别的恩典来面对这种试探。但我们如果有意无意地老想要得到人的称赞,有好名声、财利;则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像原本是很健康的肌肉,都会产生痉挛一样。就如同亚拿尼亚和撒非喇,他们所做的本来是一件好事,却因为不单纯的动机,而变成一项不单纯的行动。
  身体的运动需要各部分肢体臣服于头的领导,乐意顺服、合作。如果偏离头的命令,它们的动作纵使强而有力,能带给人深刻的印象,却对身体无甚益处。
  运动也涉及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足以使身体瘫痪。当各部分肢体密切合作时,他们会产生摩擦。英国一位有名的钢琴家有一次问过我这个问题,使我想起这种危险性来。她说她在演奏时,一直被一种特殊的痛苦困扰着她,使她不能集中心思于音乐的流畅、韵律等之上,却一心只想到痛;每当大拇指与手腕形成某一个角度时,痛苦就出现。因为这种讨厌的痛苦,使得她即使在音乐诠释、肌肉运动、触感、时间的掌握等方面的技巧相当完整,却也不得不取消了最近一连串的音乐会。
  我告诉她,问题是由大拇指基部两块腕骨之间的一块小小的、粗糙的关节所引起的,我建议她不妨继续演奏,只要尽量不用到那个关节就成。“可是如果我必须担心大拇指的角度,我怎么还能想到肖邦呢?”她抗议道。只要一演奏,她的注意力就会盯在那个引起痛苦摩擦的小小关节上。
  为了医治像这位钢琴家这样的病人,促使我研究关节的润滑作用,这才让我看到我们身体最令人惊奇的一面,也就是我们的关节怎么会那么圆滑、毫无痛苦地运作。在英国剑桥的卡文迪什(Cavendish)实验室里,有一群化学家和工程师以连接人体关节之软骨和工程师用来作轴承的材料,就两者的摩擦特性加以比较,希望能进一步设计出一种适于做人工臀部的材料。起先他们算出一只公牛膝盖上所能承受的压力,是高度光滑金属的五分之一——约与冰块与冰块间的摩擦力一样。生物学提供的关节竟能比科技所能达到的成就要高五倍效率;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再经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又发现关节的较骨里面充满着细小、装满滑液的小管。软骨是可压缩的,只要关节运动,承受压力的软骨就会收缩,使得滑液从这些小管中喷出,起到压力润滑作用,使两个关节表面不必直接接触。关节在往前运动时,不同部分的表面又承受压力,新的地方的滑液就喷出、扩散,而被压力解除之部分的小管吸收。因此在运动过程中,关节表面并没有真正接触,只不过漂浮在滑液上面。工程师们非常惊奇,因为他们一直以为区域润滑和压力润滑的技术,是工程界最近才发明的。
  在基督的身体中,关节就是摩擦力潜伏的特别区域,信徒必须在有压力的运动中一起合作。身体在休息状态时,不大需要应付摩擦力;但只要肌肉和骨头一开始运动,关节马上就变成关键性的焦点。想一想一部新的机器,过不了多久,其连接处和轴承就会出毛病,然而我的关节可以用上好几年,仍不会吱吱作响,或有任何刺耳的摩擦声出现,这是多么奇妙的设计。但即使关节有杰出的润滑能力,滑动的表面一旦受伤,或开始磨损变薄时,关节还是会失去它的功能。
  老年人很普通的一种情况是,摩擦会开始引起关节的酸痛——这是骨头经年磨损而引起的一种自然反应。在基督的身体中,这种自然的磨损,有时可以从一些比较老而有智慧的基督徒无法容忍那些新近信主、为真道大发热心,但在行为、教义上还要多多学习的基督徒,这件事上看来。近年来,教会已吸收了很多新鲜血液,特别是60年代的“耶稣子民”和70年代的灵恩派信徒。有些较老的会众发觉自己简直无法忍受这些新的教会成员,这时我们就需要上帝的恩典如同软骨喷出的滑液似的,来庇护我们,帮助老基督徒了解如何去与年轻的基督徒相处,并帮助这些年轻的信徒学习如何行事为人。
  比一般关节痛更严重的是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病甚至会使年轻人瘫痪。我们还不知道这种会使关节细胞过度敏感之疾病的成因是什么,突然之间,关节中充满酵素;通常这是只在有细菌或外来的蛋白质开始繁殖、身体需要发挥防卫功能时才会发生的情况。原属健康的反应,现在却变成可怕的情况,滑膜细胞如同受到感染似的发起炎来,然而剖开关节检查,我们又找不到敌人,只能看到愤怒的防卫细胞,拼命攻击体内的软骨和韧带——可怕的内战爆发了:防卫机能本身变成一种病症。
  人用很多理论来试着解释风湿性关节炎的原因,有的}兑体内的确有敌人存在,只是之前我们还无法把它分离出来,也不知这敌人到底是谁。不管这个理论是否正确,细胞这种过度的反应,总是引起痛苦以及无法弥补的伤害。即使真的有敌人存在,那个敌人所加诸于肉体的伤害,大概也不会比这些细胞的反应所造成的伤害更甚。
  属灵的风湿性关节炎有时也会破坏基督教会的事工,会友变得过度敏感,对想象出来的批评、论断采取防卫态度,他们把自己的自尊和地位看得比整体的和谐更重要。他们也许还会挑一个微不足道的教义问题,作为达成属灵合一的要件。
  我们在这里要学的功课很明显,不必再加说明,但重要的是必须学会活用。在我所处的环境中,有无摩擦和压力突然出现?是不是由自义而来的愤怒,使得我对家人、同工、教会采取敌对的立场?我的愤怒所引起的伤害,会不会比引起我愤怒的错误更甚?
  关节炎之所以舍伤害关节,因为运动引起摩擦的后果相当严重。有些人也许以为基督徒比较不会被摩擦所苦,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事实上,基督徒的工作因要“属灵”,反而会使正常的工作压力变得更为复杂。在印度的基督教医学院里,我们有一位心理医生,他的病人往往都是宣教士。这些宣教士因为心志高昂,在孤单的环境中工作,经常都只有一个同伴,似乎更容易变成尖锐的人际压力下的受害者,不等到摩擦破坏了他们所成就的一切好事,他们往往不愿意肯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
  两个女宣教士必须在同一个工作站服务,除了彼此,没有其他沟通的对象。当她们一起面对庞大的工作时,使她们破裂的不是工作的庞大,而是彼此间的摩擦。她们每天就在摩擦中工作,但又不想承认有这些压力的存在,因为她们认为那是不属灵的。就这样,问题被埋在心里,导致情绪上、肉体上许多的伤害。当摩擦终于爆发时,追溯摩擦的导因,结果发现都是一些芝麻小事所引起的,例如不合时宜的玩笑、打鼾,或看不惯对方剔牙的习惯等。
  人们常以为基督徒对于摩擦具有自然的免疫力,其实不然。人体会尽一切可能要避免摩擦,基督的身体也应该谨慎,当我们从事一些共同活动时,总要尽可能地化解一切的摩擦。
  
23 阶级管理
  神经元就好像一个缩小的人——有人格、有一系列不同的肢体、有自发的动作、也会因受刺激而行动……它最后却以同一个声调说话,把前面的一切都整合起来。
  ——布洛克
  
  我有时会把联系整个身体的力量说成是电流。电流?今天被我们视为是理所当然存在的东西,却是昨天大胆冒险才能得到的经验。电流这个名词会使人想到霹雳闪电和烧焦了的人体;对上一代的人而言,它是一个可怕而神秘的字眼,就好像我们谈到原子能一样。但今天我们能制造电流,只要问问电力公司需要多少钱,他们就可以很快地把电流接到我们家里来。即使如此,电流还是常常以闪电的形式,以上千条锯齿状的火舌攻击地球,只有勇敢的人才敢在雷神面前站立。
  这种出现在天空中可怕的东西与连接我身体的几亿万细小神经细胞有何关联呢?比勇敢的富兰克林晚生30年的意大利人加凡尼(Luigi Galvani)对人体神经之谜做过深入的探讨。在加凡尼之前,自公元130年以来,科学家和医生都遵循古希腊名医伽林(Gden)的理论,认为是一种谜样的“动物灵魂之流”,透过一套空心管的网路,造成人体内部沟通的情形,他的理论一直很管用。除了我们这个时代,谁会把爱欲的刺激、对维瓦尔蒂音乐的欣赏和一个圣徒所信仰的神秘主义,降为可测量的化学反应公式和电流刺激呢?
  可怜的加凡尼,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借化学家、物理学家用以解释无生命物质的理论,来阐明所有生物过程的尝试会带来什么后果。一开始,他只是在某个阴天带回几只青蛙,挂在走廊上准备做晚餐。凭着一种疯狂难以描述的直觉——也就是这种直觉造成科学史上的大改变——他把青蛙的头剁掉、剥了皮、用避雷针上的一条电线把青蛙的脊髓串连起来。他记载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当夏天的雷雨扫过天空时,“闪电一出现,所有的青蛙肌肉也同时剧烈地收缩,闪电闪得愈辉煌,肌肉的运动收缩也就愈剧烈……这种收缩在雷声来临之前出现,似乎是对雷声的来到提出预告。”
  加凡尼是个科学家,如果他是个作家,也许会下笔大大形容被这些抖动、扭曲,好像正要跳过池塘一样的无头青蛙,吓得惊惶失措的客人的表情。空气中的电流通过青蛙的神经,使这些已死的动物竟活泼地运动起来。
  加凡尼还用青蛙作了很多别的实验,有些实验多年来经人伪造,因此很难辨认出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加凡尼是个个性害羞的人,直到晚年才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由他的侄儿公开为他的理论辩护。但他最大的发现却是在一个大白天发生的,他把几只去了头的青蛙挂在走廊铁栏杆下的铜钩上,每当青蛙腿被风吹上铁栏杆时,它就会剧烈地抖动。
  死青蛙在雷雨交加时会跳动是一同事,但在大晴天也会高挂在走廊上跳动?这种发现就不得不令科学界注意了。
  加凡尼的对手是意大利物理学家伏塔(AlessandroV0lta,1745-1827)认为电流与青蛙无关,而是两种不同的金属借一根导线所引起的结果。他凭这个理论发明了电池;我们要感谢他的帮助,使我们发明了记分板、时代广场的电动报纸、芝加哥城的聚光灯,还有能在零度以下的清晨用以发动汽车的蓄电池。
  加凡尼则坚称这种反应是由“动物电流”而来,但我们也要感谢他,是他使我们发明心电图检验器、生理反馈器、电击疗法,还有挂在各地医学院实验室几百万只乱跳的死青蛙。
  又过了150年,科学家才终于找出电流如何通过人体的合理解释。显然,它不能从电插头一样爆出电流,人体内的神经过于细小,像一根毛发宽度的神经就拥有十万条“电线”,人体的电流必须透过钠、钾离子之间的化学反应才能进行。现在医学教科书上都以彩色图描出神经细胞,以正号“+”标识细胞膜外边,而以负号“一”标识细胞膜内,说明分子如何传递神经的信息,如同赛跑选手传递火炬一样。
  
  神经元细胞是人体内沟通最重要的单位。人一生下来就有一百二万亿个神经元预备参与身体活动。每隔几年,人体内每两个细胞中就会有一个死去,被新的细胞取代,神经元却不然。如果我们的记忆仓库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陷人混沌状态一次,那我们还能做什么事呢?神经元一旦死了,就不能再长。医学专家都一致同意,在整个机体中,神经元可说是最重要,也是最有趣的细胞。
  生物学教科书都有单个神经元细胞的图片,从体内取出来后,染上合适的颜色,以它生前从未有过的姿态出现在读者眼前,但即使光靠这种图片,人们还是可以揣摩出神经元原先那种庄伟的样子。它由一团错综复杂、薄似纱的树状突开始,然后汇集成一根轴。再传入神经元上,也就是把信息传回脑部的神经元上,这些树突可以伸展到身体各个报告刺激来源的部分;而在传出神经元上,也就是控制肌肉的神经元,各支于则包住肌肉纤维,最后形成盘状,直接控制肌肉的活动。
  在课堂上学过排列整齐、标识清楚之人体器官的医学生,第一次剖开人体,看到一大堆血肉模糊、挤成一团的人体器官时,一定会吓一大跳。同样的,一个外科医生剖开人体时,绝不可能只看到一个神经元细胞;他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神经元,好像绳子一样缠绕在一起,形成一根较粗的缆绳,最后连于脊髓。树突错综复杂地绕着,即使用显微镜观察,也不太可能分辨出头尾。我把这种景象想象成冬天站在树林的边缘,横在我面前的是一路排列下去的几百棵树木,每一棵树上又有很多带有雪花的分枝。如果能把这些树压缩成几平方码,让树上所有枝干部保持完整、充满整个空间,彼此又不真正接触,那么这就是体内神经束的模样。
  几十年来,神经生理学一直在激烈辩论一个问题:树突之间的分枝,到底有没有互相接触?家庭中的电线通常是用螺丝帽与其他电线相连,使整个系统是相通的。但人体内一百二十万亿的神经元,每一个却都正好与最近的神经元分开一点,形成一个空隙,就是所谓神经突触。
  神经突触的复杂性也足以令人咋舌,就以手上控制肌肉纤维的一个运动神经元为例,在一个神经细胞的度范围内,与几千个其他神经元的点和节形成神经突触(大的运动神经有一万个不同的接触点,脑神经也可能有八千个)。如果有一个信号刺激某个运动神经,使它产生行动,则其他邻近地区的几千个神经细胞也会同时进入警戒状态。生物学课本上所画的单一神经细胞实际上会伸展到皮肤的每一角落、每一条肌肉、每一条血管——它们能渗透到体内各处各方。
  我想移动我的手,从脑部来的刺激会强到足以引起肌肉收缩吗?需要有多少肌肉纤维参与,才能产生足够的力量呢?对抗的肌肉能适当的抑制自己吗?单一的神经细胞带着以上这一切电子信息,以一秒钟搏动一千次的速率,外加中间适当的休止符,每一次搏动都有一万个神经突触在监听。肌肉运动时那种啪嗒作响的形象,只不过是幼稚园阶段的观念而已,事实上,人体每一时刻都在发出惊人的臣响。
  我们要不要设法减轻身体因连续沟通所引起的紧张状态呢?我要不要在打字时,稍停片刻,让我手指的神经元能恢复元气?不必的,我们的身体似乎需要极大量的刺激。实验已经证实,剥夺人体每天正常所需的刺激足以引起可怕的后果。有的人把自己蒙在黑暗、壁上有软垫的箱子里;有的人蒙起眼睛,完全不动地漂浮在一缸温水中。如果说自然憎恶真空状态,则头脑也憎恶寂静状态;如果头脑处于寂静状态太久,它就会开始崩溃,很快就会充满虚宅的幻象。这些自愿做实验的人不到几小时就要乞求解脱——没有刺激,他就不能保持心智清醒。
  
  头脑不能直接指挥体内的每一项决定——这有损分派职务的管理原则。身体有时是靠一个精确的、一致性的反射系统来处理多种状况。
  当我轻叩病人膝盖下面的肌腱时,他的腿会飞起来,直到肌肉紧张时,才停下来。我再叩一次,但这一次我会先告诉病人,要抑制反射作用,但他做不到;腿还是一样弹起来。到底他的肌腱有什么魔力,胆敢反抗他的大脑?其实这只是一个先天的保护系统。它是一个细小、纺锤形的结构,就在腱的旁边,借肌肉的伸展,警戒神经纤维马上把信息传给脊髓。通常(医生的反射试验除外),当这块肌腱突然受到压力时,乃是表示他的腿已背负了太大的重担。这种情形往往发生在一个人快要挥跤时,这种快要摔跤的过程激起一种自动把脚伸直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天生的,且是独立自主的。
  这正好显示出身体良好的管理原则,分派肢体做打喷嚏、咳嗽、吞咽、流口水、眨眼等动作。说到眨眼,我已经提过失去眼睑反射作用的麻风病人,结果会变成可怜的瞎子,因当视网膜干燥需要眨眼来滋润时,身体却不知通知它要这么做。有时候我们可以教病人眨眼,以防瞎眼。人们会以为这些很看重视力的病人会热心学习,但反射作用并没有那么容易学,病人必须靠布告牌、码表、训练、责骂、夸奖、诱导等,才能学会。进步的头脑会告诉他们,不用为这么基本的反射作用操心(谁会去让一个复杂的IBM电脑,做每三十秒要从一数到十的工作呢?)有些病人一直学不会,他们的眼睛最后就干掉。
  但人体有些功能是与精细的、机械似的反射作用不相合的。脑的基部另有一层指挥部,下意识地规范着呼吸、消化和心脏的跳动。这比反射作用更需要注意:人的呼吸作用要靠90条胸部肌肉来合作,而且身体需要的改变很快;譬如,当我爬楼梯时,心跳和呼吸必然马上急速加快。
  神经系统的最高阶层是脑半球,它是身体的至圣所——受颅骨保护,如果保护出了漏洞,它则最容易受伤害的。在那里有一百亿个神经细胞和一千亿个胶质细胞(Neuroglia Cell)(提供生物电池供脑部活动)漂浮在一团糊状液体上,做传送资料、贮藏记忆、创造意识的工作。脑部存在着我们罪恶、易怒的倾向,也有朝向纯洁、爱的原动力。
  科学家已经能够把一个输送器移植到一只暴怒的公羊脑部,用带电流的开关控制它的脾气,使它变成一只温驯可爱的宠物。有些人喜爱把一些复杂的概念,像浪漫的爱、利他主义,或对上帝的观念,微笑地用钾离子、化学平衡、脑部记忆、联想的功能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是行不通。我怎么知道上帝的观念不过是脑部一系列的电流刺激?答案是:我怎么知道电流刺激不是上帝用来对我沟通属灵实际的工具?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途径了解属灵实际。
  人体的阶级管理似乎安排得很完整。但有一个问题总会不断出现,好像把一枝铅笔丢到滑润良好、正在转动的齿轮中一样。控制肌肉和运动的最后决定——这种地区化的“意志”,并不存在于脑部奇异的缝隙里,而是在于控制肌肉纤维的单一神经细胞或神经元上。神经生理学之父谢灵顿医生(Charles Sherrington)发现了这种使人混乱的特质,很堂皇地标识它为“最后一条民主大道The Final Common Path)”。
  这种神经元和细胞体从周围的神经中枢接受了一连串的刺激,一直对肌肉张力保持警戒状态;痛苦的出现、相对肌肉的活动,任何活动所需的力度、刺激的频率,可用的氧气、身体的温度、衰竭的因素等都被列入考虑范围。从脑部传来的命令很多:手臂举起来——但箱子很重,因此先把运动神经元编队。经过建议、修正,所有的信号都打出来以后,脊髓下面的运动神经元就要决定是收缩还是放松,因为它不但与大脑,也与成千的不同区域的神经突触有亲密的接触,所以神经元最有资格作此决定。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布洛克(Bullock)教授就这种过程得出结论说:“即使这么低阶层的神经元所享有的自由,足以在人体中产生无限度的复杂性。”我们在看过身体一系列的阶级管理制度后,就会明白一件简单的事,只有让神经无决定怎样做才最好,谁能说自然界中没有民主制度?分子生物学家已在几十年前就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如今我们的头脑和它的下属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只有“最后一条民主大道”可以在无法并行的命令和反射之间做最后决定,我们应当为此高兴。我站立在洛杉矶陡峭的花岗岩悬崖七面,看到有一朵从未见过却十分可爱的野花。我向前倾,遵照大脑的指示,站稳脚步后,开始拍照。我的特写镜头离开野花只有几寸之遥,突然有一根线抽动,我好像一只木偶一样,很快向后倒退。我的心脏狂跳,是谁打扰我照相?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声音沙哑的坚鸟好像在骂我。
  当我开始从山崖上见到下面两千尺深的溪谷时,我的细胞已经被化学作用所充满,对潜在的危险有了高度的认知。我的头脑希望拍出一张野花的照片,我潜意识的反射作用,却从耳朵的平衡器官中听到危险的声音,因此切断大脑的命令,直接传送紧急信息给控制肌肉的神经细胞,突然用力拉我往后退。
  同样反抗性的救命行动,也发生在当我赤脚走在卡维尔医院的地板上时。(我是鼎力拥护赤脚走路的,我相信这会使脚健康、强壮,而且也会开启整个感觉世界和对我所走的地板的认知。)如果我踏到刺,我的脚会中途停顿,在痛苦的感觉还来不及传到大脑之前就抽回来。但如果我正要逃离燃烧的飞机,我的细胞会了解脑部对他们的要求,甘心忍受一些不寻常的压迫,以避免更严重的压迫。因此我突然可以有本事跳在燃着的金属板上,因为正常的反射作用被切断了,为要达成更紧急的目标——逃命要紧!柯吉姆(Jim Corbet)在描写有关印度的事时,说到一个很有名的,在受逼迫时靠意志克服痛苦的例子。在检查一个受老虎攻击过的女人时,他发现这个女人因为拼命抓住树枝,以致老虎把她的身体拖走时,她的皮肤还留在树枝上。
  神经系统的阶级管理制度能帮助我求生存。有时我的大脑会宣布最后的决定,有时它却会将决定权分派给别人,它如何下命令往往要靠各区域的自主细胞——最后一条民主大道——来作最后的定夺。
  
24 引导
  决心完成一件事只能指决心为善而言,因为任何其他目标都不是整体的。如果意志力只用在完成某个目标上,那么,这种意志力会使人变得三心二意。
  ——克尔凯廓尔
  
  我们前文已说明人体的阶级管理制度:从细胞开始,经神经冗、反射、条件反射,以至脑以及脑半球,最后又回到所谓“最后民主大道”的控制神经元,纵使要靠成千条神经突键复杂的交互作用,这整个系统基本上还是一个简单的没计。它把自由与合作结合在一起,举凡像打蚊子、给一朵花拍照这一类普通的动作,都要靠这整个奇妙系统的通力合作才行。
  我再也想不出一种比这更好的类比,可用来比喻联结基督身体上各肢体的沟通网。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对元首效忠,这元首就是基督。但上帝又绝对深切关怀个人的自由,因此他把最后行动的抉择权留给完全独立自主的人。
  人体显明一件很清楚的事实:任何层面的沟通都很重要。如果我的头脑必须对每一个肌肉的收缩负责,生命将会变得多么复杂?当我清晨漫步时,我可以毫无拘束地想到我的病人,也可以想到在头上啼叫的小鸟,我的脚却不需要想该朝哪个方向前进,它们的肌肉是遵照上帝设计好的反射作用收缩。运动单元自动交互休息,而不是同时休息,因此我可以不断行走,而非间歇性的。我的神经元会随时注意全身其他部分,一旦心脏受不了,它会叫我停;一旦要跌倒,它也会马上采取行动。
  健康的身体是中枢神经系统和它所控制的组织间最美妙的和音,但在这一切和音中,每一个神经元都必须根据所接收到的刺激作基础,来决定全身的行动,每一个神经细胞中的微电脑会测出我的意图、询问其他肌肉的意见、分析荷尔蒙的存量、可用的能量、疲乏或痛苦所引起的限制等,然后对它所控制的肌肉群发出“可”或“不可”的命令。
  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运动单元,是几百万单元中一份子。你要知道如何及何时该采取行动吗?何谓真正的引导?一个“高”刺激是否一定比“低”刺激更有力?
  每一个细胞接触最多、最频繁的是与它同一个区域的神经元。有的刺激是由其他运动细胞而来,有些则由痛觉细胞、压力细胞、温度细胞、肌肉平衡细胞而来;这一切资料都经电波传递至个别的神经元,通知它该如何在社区内采取行动。我相信上帝也同样分派一些控制权给地方教会。教会对正在腐化的城市应有何反应?对破坏家庭的压力有何反应?对刚发生的可怕水灾有何反应?上帝已经定下控制整个身体反应的原则,但他也让跟从他的地方教会决定自己所该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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