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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杰作

(6)
  圣经列下各种不同的属灵恩赐,让我们知道应当如何把它们应用在地方教会的管理制度中。论到教会的职位,圣经并没有指明我们应推举哪些专业人员,它从来没有说一个教会领袖必须是一个好的经理人才,或一个精明的会计,或甚至是有领导潜能的人,但在寻找人才时,某些属灵的特质是不可少的;他们对上帝奉献之心如何?他们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他们的家庭光景如何?所有教会同工最主要的素质,不是才干,而是忠诚。上帝似乎是说,我乐意与任何人同工,只要他们忠诚就行。他既把自由赐给我们,当他在我们当中设立领袖时,他所寻找的领袖就是能与上帝站在同一阵线,适当地应用这种自由的人。一个能干却不忠诚的细胞,可能会推动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但就像痉挛的肌肉一样,除非他能配合身体的需要,否则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们这些在西方民主社会中长大的人,很高举自由及独立自主的精神,会不假思索地把基督身体的形象,当作是一个复合的民主体制,认为最后的抉择权还是在于个别的细胞,但这并不完全。就如牛毕根(Lesslie Newbigin)主教说过的:“上帝的目的并不是集合彼此分离的个别灵魂……这种思想与圣经对上帝、对人、对世界的观点不合。他所关心的救赎是社会性的,也是宇宙性的,因此,他工作的方式一直牵涉到真正人际关系的再造,以及人与其他创造次序之间的真正关系。他的工作中心建在历史上的某一定点,在一个特定地方施行出来的作为。他沟通的方式是通过人类社群,在这社群中,人借重生,进入一个新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这种关系又能带领他人进入这种新关系中。”上帝往往不直接对我们个别的灵魂说话,而是通过他身体上其他的肢体说话,这种特殊的过程能把信徒联结在一起。
  有些领袖用挑战性的方法发展这种相互关系。约翰·卫斯理的“循道会”(即卫理公会,译者注)之所以会得到这个名称,是因为他设立很多方法,使每个人都要向别人负责,以使大家“循规蹈矩”。他们每周聚会一次,每个会员要向团体交代:这周内我有没有遇见试探?有没有被试探所胜?这周内我的属灵长进多少?我生命中哪一方面需要你们代祷?早期的循道会友很把这种受命的秩序当作一回事,不论是对基督的身体或对自己的身体皆然;他们把这种关系很广泛地同时应用在对人与对神两方面。
  作为个别的细胞,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很多抉择:早餐吃什么?要听哪个电台?用哪种牌子的牙膏?探望哪一个邻居?打哪个电话?……除了这些芝麻小事以外,还有很多道德性的抉择:我如何才能爱邻如己?用这份额外的收入买件新衬衫对不对?如何处理免税事宜?我如何在这些事上寻找上帝的引导?心理医生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宗教虚虔诚人士,为了这些困惑人的问题而精神崩溃。我们的头脑会被这一类像暴风雨来袭一样的知识所占满,而致全身瘫痪,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圣经鼓励我们要把自己完全根植在上帝和他的话语上,使我们基督徒的行动就好像身体的反射作用一样自然。如果在每种情况之下,我们都必须决定是否该说实话,那我的生活就太复杂了。但如果我不必靠大脑指挥,很自然就是个诚实的人,那么当我在“行走”基督徒生活时,就不必常常想到每一次该怎样举步。
  保罗用下面的经节归纳出,怎样才能将属灵的反射作用影印在我们心上,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2)然后他在新约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身体的类比,接着又提出一系列命令,说到上帝的旨意所要的乃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互相尊敬、彼此推让、圣徒缺乏要帮补、不要志气高大及尽力与众人和睦等。
  保罗从来没有用过巧妙的心理分析,也不探讨家庭或社会的因素如何会使得信徒难以顺服上帝的命令;他从不劝诱我们行出正直的生活,他只是说明事实的真相,劝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想这句话可以改写成:“要提醒个别的细胞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新身份。”我们常有遗忘的倾向,会用聪明的自我来取代基督为元首,保罗则提出一种炼净心智的方法,叫我们向上帝所设立的阶级制度认同。
  我常常碰到一类基督徒,喜欢用属灵的口吻来标榜自己超俗。根据这些人的看法,最属灵的基督徒就是那些能满怀自信宣称:“上帝告诉我,该买一件新衣服了。”或“我确信上帝要我们教会用这种方式来用钱”。上帝告诉我成为一种漫不经心的说话方式。但我相信,大部分,上帝对我说的话都已写在圣经上,我的责任就是殷勤地在圣经里查考他的启示,找出他的旨意。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秘密从上帝的“热线”所得来的信息,通常并不是分辨上帝旨意的方式。通过环境或有智慧的朋友的劝告,加上自己仔细思考所得到的引导,看起来不很起眼,但也有同样价值。
  大学毕业生往往很辛苦地寻找未来的道路,等待上帝用一声雷响,把他们想要的前途显示给他们。圣经中上帝的确曾用超自然的方法,如天使、异象等来传达他的旨意。但如果你仔细研究那些事件,你就会看到这很少是神用来回应祈求引导祷告的方法,通常这些特别的启示都不是当事人祈求得来,或事先期望得到的。
  我们可以用保罗听到马其顿呼声为例。很特别?不错!因为有一人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要求保罗改变行程,转往马其顿去。但请注意,这个异象促使保罗改变计划。你可能以为保罗会以虔敬的方式计划他的行程,但由这件事看来,保罗在尚未见到任何异象,或听见圣灵的声音前,已经踏上宣教的旅程。很可能他在环顾整个状况后,就选择了他看来最有意义的宣教路线,但圣灵希望他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因此就用特别的方式来干预他的行程。这是一种例外的引导,显然不是保罗通常用来寻求引导的一种方法。
  当保罗要用类比来形容信徒信心成长的情形时,他常常以运动员为例:奔跑、斗拳、摔跤等。运动员正说明了训练可以使身体作出可以预测的、靠得住的行动。经过长期的练习,他们已经把某种动作的反应形态固定在他的神经元里。一个运动员的身体知道他心里要的是什么,而且已受到装备,可以经验老到地达成那种愿望。同样的,我们也要花时间操练自己,每天顺服上帝所已经启示的旨意,而不是热切地寻求一些魔术般的密码来明白上帝的心意。
  我们已强调过从社群、从受过训练的反射作用来寻求引导,现在我必须很快再强调,每一个个别的神经元都有直接进到大脑的通路。虽然这条路并不显眼,但它是存在的,它那种神经突键的连接可以带出强烈的、改变生命的时刻。
  这种经验发生在我到印度工作的第一年。我一直有一股笼统的感受,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个宣教土;因此,受完医学训练之后,就同意到印度的一家医学院工作,也就是我出生的国家看看。当医学院第一次提议要我去时,我只与他们订了一年合约,因为我还不能完全肯定自己未来的工作。我到那里教书、动手术,每天都忙着医院里的工作。
  过了几个月,我去拜访柯大夫(Robert Cochrane),他是很有名的皮肤专家,在离马德拉斯南方几里远,叫青果埔的一所麻风病疗养院工作。我自己的医院不接收麻风病人,因此从来没以一个医生身份见过一个麻风病人。柯大夫带我绕了医院一圈,一路向病人点头招呼,这些病人都蹲坐着,有的脚上扎满绷带,走路很艰难;有的带着他们看不清楚的、变形的脸跟着我们。慢慢的,我的紧张(这是我幼年记忆产生的结果)融成一种专业的好奇心理,我开始注意病人的手。
  这些病人举手向我摇摆,伸出来对着我打招呼。别人是研究脸,我却专门研究手——我往往记得人的手,比脸还清楚。但这些手却不是我在医学院里看过的、机器做成的精巧模型,它们是扭曲的、粗糙的、流脓的残肢,有的就像钳子一样硬,有的没有手指,有的连手都不见了。
  最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柯大夫,看看这里。”我打断柯大夫有关皮肤病的解说,“我对皮肤懂得不多,请你告诉我这些手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能做什么不能?”
  柯大夫耸耸肩说:“抱歉!保罗,我无法奉告,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的反应充满惊讶与好奇,“这些年来,你一直是一个麻风病专家,你还说你不知道?你一定有办法医治这些手!”
  柯大夫很生气转向我说:“那么,我能不能问你,这到底是谁的错——是我的错还是你的错?我是皮肤专家——这是我可以修护的部分,但你是骨科专家,整型外科手术专家!”接着他又用较平静、伤感的声音告诉我,这世界上麻风病的受害者有一千五百万人之多,但还没有一位整型外科医生肯下工夫研究这些畸形的手。
  当我们继续往下谈时,他的话沉入我内心深处。受麻风病折磨的人比因小儿麻痹而成为畸形的人,或全世界因车祸使肢体受损的人都要多,但为何没有一位整型外科医生肯替他们服务?柯大夫告诉我为何会这样——一切都是由于偏见引起的。麻风病总笼罩着一层黑巫术的气氛,大多数医生都不愿意接近麻风病人,而那些少数肯这样做的人若不是理想主义者,就是神父和宣教士。
  过了一阵子,我注意到有一个年轻的病人坐在地上,试着脱鞋,他试着用大拇指和手掌以楔子拨开鞋带,但残废的手却不肯合作。他抱怨永远抓不住东西——它们总会从手里滑出来。突然间我灵光一闪走近他,用塔密尔的土话问他说:“对不起,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手?”
  轻人站起来,笑笑,把他的手伸了出来。我有一点迟疑地握住它们,用手摸着这些变形的手指,仔细研究了一番。最后,我把他的手指扳开,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就像要握手的样子,“握紧我的手,尽量用力。”
  令我惊讶的是,我本来以为只是轻轻的一握,却没想到是一阵剧烈的痛苦传过我的掌心。他的手掌像一把老虎钳似的掐人我的肌肉,就像铁爪一样——他完全没有残疾,我失声痛叫,要他赶快放手。我愤怒地看着他,但他脸上温柔的微笑又使我放松下来——他并不知道他会伤到我。这是一个线索——在那个严重变形的手上,还有一些强而有力的肌肉。显然他手掌的肌肉不平衡,他用力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它们有没有办法复原呢?
  我当时觉得很兴奋,好像整个宇宙都绕着我转,我知道我找到了自己该做的事。
  1947年发生的这件事改变了我的生命,那件小事使我确定了自己的呼召,就好像我体内的细胞知道自己所该发挥的功能一样。那幕景象的每一个细节——地板上站着的人、树的阴影、跟我握手的病人那张困惑的脸一直牢记在我的心里。那一刻是属于我的,我感受到上帝圣灵的呼召,我就是为在青果埔那一刻而造的;我也知道回到我的工作基地后,我的人生将指向另一个新的方向。从那一刻直到如今,我都没有再怀疑过。
  
25 同在
  圣灵是扭紧手臂肌肉的力量,是紧缩的两颊之间薄薄的一层汗水,是握紧的拳头背部的湿气。他一方面是如此亲切和谦逊,一方面又是无法抗拒的坚强。
  ——泰勒
  
  当我还在伦敦一家医院当小医生时,有一次轮到我值夜班,照顾一位81岁的老妇人——崔太太。这位活泼、勇敢的妇人,一直在与喉癌搏斗;她的声音虽然沙哑、刺耳,但人还是很机智、很喜乐。她要求我们尽可能借医药延长她的寿命,我的一个教授割去了她的喉头和四周恶性的组织。
  崔老太太似乎复原得很快,直到有一天清晨两点,她紧张地叫我到她病房去。她坐在床上,身体向前倾,血不断地从她嘴里喷出来,她的眼神充满恐惧。我很快就看出是她喉咙内的动脉破了,除了将手伸进她的嘴巴压住动脉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止血。我一手握住她的下颚,另一手的食指则深入她那滑溜溜的喉咙,找到动脉血管,将它压紧。
  当崔老太太恢复元气,克服了作呕的感觉时,护士也同时清洗掉她脸上的血迹。她渐渐开始信任我,恐惧也慢慢从她脸上消失了。十分钟过后,她恢复了正常的呼吸,头也可以向后仰了。我试着移开食指,用工具来取代;但因为喉咙太深,无法用器具压住出血处,因此我一移动食指,血就会又喷了出来,把崔老太太吓坏了。她的下颚颤抖,眼球突出,紧紧抓住我的手臂不放。最后,我只好告诉她,我会用食指堵住血流,直等到能把外科医生和麻醉师从家里调到医院来为止,崔老太太才总算冷静下来。
  我们调整了一下坐姿,我将右手臂绕过她的头支住她,左手则隐没在她那扭曲的嘴巴里,这样我的食指才能压住那重要的一点。从过去看牙医的经验,我知道要崔老太太把嘴巴张得这么大,让我整只手都伸得进去,是相当累、相当痛苦的事。但从她热切的蓝眼珠中,我可以看出,如果有必要,她会决心保持这个姿势,多少天也无妨。她的脸离我的脸只有几寸之遥,我可以感受到她的恐惧,她的呼吸带有血腥味。她的眼神似乎默默地祈求说:“不要动,手不要拿开!”她知道,我也知道我们一旦放松目前这种可怕的坐姿,她就会流血至死。
  我们就那样坐了几乎两个小时,她一直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在第一个小时里,有两次我的手臂抽筋,痛得很厉害,我就试着移动食指,看看血是否止住了,然而并没有止住。当崔老太太感觉有温暖的血液从喉咙涌出来时,她就把我的肩膀抓得更紧了。
  我不知道第二小时是怎么熬过的,我的肌肉发出痛苦的呼喊,手指头完全麻木了。我想到登山的人必须用一根绳子拉住掉下去的伙伴,支持好几小时,大概也是这样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这根四寸长的手指头,虽然因抽筋完全失去感觉,却是一丝维系生命的希望。
  我,一个20来岁的小医生,和这位81岁的老妇人,超乎人所能想象地互相依偎在一起——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为了她的生存,我们必须如此。
  外科医生终于来了,助手准备好开刀房,麻醉师也把药预备好了。崔老太太和我拥抱在一起,就这样被推进了手术房。一进去,每一个人手上都拿着闪亮的工具。我慢慢把食指从她的喉咙伸出来,我不再觉得有血涌出来,是不是因为我的手指已没有感觉了?或者在承受两小时的压力之后,血终于凝结了?
  我把手拿出来后,崔老太太仍然能很自在地呼吸着。她的手还是掐住我的肩膀,眼睛还是一直望着我。但慢慢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她那淤伤的、伸展过度的嘴唇稍向上扬起,变成一个微笑。血块已经凝成了!她无法说话——她已没有喉头——但她并不需要靠说话来表达她的感激。她知道我的肌肉已受了多少折磨,我也知道她的恐惧有多深。在那两小时中,我们在令人昏睡的病房中,几乎已结合成为一个人。
  当我回想与崔老太太在一起的那个晚上时,它几乎可以用来说明人类的无助与在我们里面神的能力之间冲突的压力。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我的医学训练根本没有多大用处。重要的是我在那里,且愿意伸出手臂回应别人,与他人有接触。
  与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医生一样,我常常不能面对苦难。痛苦的来到就像突如其来的地震一样,能使人饱受蹂躏。一个女人觉得乳房上有个小硬块,接着她的性别受到威胁;面对生下来的死婴,母亲会在悲痛中哭号:“我等了九个月,就是为了这个吗?为什么有那么多母亲要把孩子堕掉,我宁可牺牲自己,却得不到一个健全的孩子?”一个小男孩从汽车挡风玻璃中被抛了出去,脸上从此留下永恒的疤痕。痛苦的记忆永远无法抹去——再细心的医生也帮不上多少忙。
  当痛苦来袭时,我们这些与痛苦最接近的人,似乎最容易被它击毁。我们的喉咙哽咽,似乎果敢地继续查病房说几句安慰的话,甚至会去查书,看该怎样安慰忧伤的家人。
  但当我问起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谁能在你们痛苦中帮助你们?”我所听到的却是一个奇怪的、不精确的回答。他们所提到的人,很少能为他们的痛苦提出圆满答案,也很少是具有活泼、迷人的性格,他们往往是一些安静、能了解别人的人;能多听、少说、不下评断,甚至也不太提供劝告的人。“一种同在的感受”,“一些每当我需要他,他就会在的人”,一只可以握住的手,一个谅解似的拥抱,一个与你一样喉咙哽咽的人。
  我们总希望尽可能正确地应用心理学公式,如同能应用医疗手册上所学到的技巧一样。但人类的心理实在太复杂了,不可能写成手册。对受苦的人能做的就是与他们在一起,看着他们,抚触他们。
  本书一直重复着几个主题:对元首忠诚服务之必要、身体坚固骨架不含糊的本质、皮肤的柔软与服从、基督身体的治疗活动。这些功能加在一起,就能带给世界一种同在的感觉——有上帝与他们同在。
  有时候,作为基督身体的一员,我觉得自己似乎又回到病房中,与崔老太太在一起。我所有的肢体——骨头、肌肉、血液、头脑——都合作无间地,使我能防止我的病人死去。然而我也必须挡开一些自觉无用的感受。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暂时止血,阻止末期癌症进一步的侵袭,并希望有神迹出现。
  上帝是否就是计划要透过脆弱的人类所组成的身体,在人类重要问题中,赢回这世界呢?这个问题值得用一本比本书更长、更睿智的书来详加讨论。然而,我也可以借着回顾上帝已经给予我们的渐进的隐喻,而稍微看见上帝与这个星球产生关联的方式。
  当然,所有有关上帝的语言都是象征性的。德卫曼(Joy Davidman)这样问道:“一个人能用一个茶杯装海水吗?”人的语词、思想,都无法传达神性。在旧约中,用于上帝的象征最常表现在他的“他性(Othemess)”中。他以灵出现,充满光辉与荣耀,所以接近他的人要么是死,要么就是带着非人性的光辉回来。摩西只见过上帝的背;约伯从旋风中听到他的声音;以色列人跟随他荣耀的云柱。
  犹太人已习于这一类的奥秘,惧怕大声提到或写出上帝的名字,因此当耶稣宣称:“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些对犹太人来说是刺耳的话,怪不得犹太人会受不了。他不是曾在一个年轻女子的胎盘中待过9个月,又在一个卑贱的环境中长大?切斯特顿说:“上帝曾是一个圆周,如今成了圆心;而这圆心又是无限小。”他看起来太像任何一个人了,当他顺服至死时,他们的疑虑更加深了。人性的血肉之躯如何能容纳上帝?上帝怎么会死?甚至当他复活以后,即使很多人已经相信他,跟随他作门徒,还是有许多人怀疑。
  但耶稣离开了,他没有在地上留下躯体,向不信的世界彰显上帝的灵——他只留下一群胆怯、骄横的跟随者,这些人大都在他死时离弃过他。我们就是耶稣所留在地上的人,他没有留下一本书、一套教义,或一套思想体系;他只留下一个世人看得见的社群,具体地表达他自己,在世上代表神。只要在耶稣基督离世之后,基督的身体,这个隐含的比喻,先由基督暗示,再经保罗尽心的推展,直到基督耶稣离世此后才真正成形。
  使徒保罗论基督身体之伟大及决定性的话语,是针对哥林多和小亚细亚的会众说的。他曾痛责人性的软弱。保罗是一位善于应用明喻和隐喻的能手,他并没有说上帝的子民“像基督的身体”,他总是说,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圣灵已经来到,住在我们中间,世界知道有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存在,是因为有我们作代表,我们就是他的化身。
  朋霍费尔(Bon hoeffer)说:“教会不过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却带有基督的形象。”对这一句断语,我们往往感到畏缩。我们丧胆,责备自己总是显出我们有缺陷的人性;我们沮丧,如果缺乏信心,在实际生活上,就显不出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
  上帝有三个主要的象征是不可少的——他是荣耀的云彩,是顺服至死的人,也是住在他新的身体中的灵——这些象征表明了一种渐进式的亲密关系,从惧怕到分享人性,以至能分享本质。上帝存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得到他的遗传,也使信他的人能彼此相属。
  今天上帝在哪里呢?他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再能指着至圣所,或拿撒勒的木匠说,那就代表上帝,但透过他圣灵的内住,我们在世上成为上帝的代表——这是个相当沉重的担子。
  二次大战后,德国学生志愿帮助重建英国一所为炮弹所炸毁的教堂。工作进行当巾,大家议论如何能修复一座耶稣的雕像;他的手臂向前伸展,像的上面还有一句有名的铭刻:“到我这里来。”经过仔细的黏补,雕像所有破损的部分都恢复了,只有基督的手除外——它们已被炸弹炸掉了。他们要不要竭尽所能把那两只手补上去呢?
  最后他们做了一个到今灭还存存的决定——这座耶稣的雕像没有手,上面铭刻着:“基督自己没有手,他只有我们的手。”
  我指示你们一项奥秘——“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弗2:22)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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