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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金针度与人

(6)
。”《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明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
自然是他的全集的应有名目,可惜失传了,所以连纪昀都看不到了。
  范成大的诗、词、梅谱、菊谱都有单行本问世。他的《吴船录》、《吴郡志》、《桂海
虞衡志》也都各有专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收有《石湖纪行三录》,是一种好版本。
《吴船录》是范成大在一一七七年(宋孝宗淳熙四年)五个月的游记,写他自四川到浙江的
见闻,内容颇为详赡,是游记中的上品。
徐宏祖:《徐霞客游记》
  徐宏祖(一五八六~一六四一),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他少年时候,就“特
好奇书,喜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复经书下潜
玩,神栩栩动”。这种神游名山大川的抱负,早就藏在心中了。
  徐宏祖十九岁时候,父亲死了。办完丧事,他“愈复厌弃尘俗,欲问奇于名山大川”。
他的母亲赞成他出去跑跑,他就出发了。他二十二岁到四十岁间的跑法,和四十三岁后不一
样。四十岁前母亲在世,他多少要受“不远游,游必有方”的约束。母亲既死,他就大游特
游起来,从此不计程也不计年,大过他“万里遐征”的瘾了。
  丁文江《徐霞客游记序》中说:
  当明之未,学者病世儒之陋,舍章句而求实学,故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辈,奋然兴
起,各自成家,遂开有清朴学之门。然霞客先生,生于顾、黄、王诸公之前,而其工作之忠
勤,求知之真挚,殆有过之无不及焉,然则先生者,其为朴学之真祖欤?
  徐宏祖在乱世中足遍天下以知苍生,独往孤行,死而后己,这样脚踏实地的人,值得我
们怀念他。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字灵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是清朝进士。四十
三岁时候,发生了文字狱,他被牵连。《清史稿》说:
  五十年(一七一一),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
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
(一七一三),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嶧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
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六十一年(一七
二二),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此后他在朝里做官
,后来因为刚正敢言,被人整冤枉,乾隆时-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
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
。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词,定祭礼,
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稗风化为任。尤严子义
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桐城派”的文章,游记每被人忽视,我特别提出来,做
为样板。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
  谈中国名著,得先谈中国书;谈中国书,得先谈中国的文字历史。
  中国历史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
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
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
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
出来的纪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纪
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从何处说起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前,
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
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
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轰
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
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
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
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
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
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古书有多少呢?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
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
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
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
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
,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
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
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
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
子摸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
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
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着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
  《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
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
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
,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好坏标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
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
山平远”、苏缄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
”,……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
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
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阎运为能尽雅,马通伯
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
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
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
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
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
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
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
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
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
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
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
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
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
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
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
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
。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
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
……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
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
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
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
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
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
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
“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
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
,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
、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
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
“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
,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
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
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
,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所谓书目指导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
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
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
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
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
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
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
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
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
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
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
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
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
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
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
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
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
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
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
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
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
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
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
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
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
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
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纪允
前一三四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
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
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例如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
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
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
帛书也出现了
  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
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能写在帛
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
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
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它显示出来的病名,在内科方面、有肌肉痉挛
、精神异常、往来寒热、小便不利、小便异常、阴囊肿大、肠道寄生虫和中蛊毒;在外科方
面,有外伤、化脓、体表溃疡、动物咬螫、肛门、皮肤、肿瘤;在妇科方面,有产时子痫;
在儿科方面,有小儿惊风;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医学材料,-看
这些早于《内经》等现有医书的材料,它们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又如同时出土的《相马经》,这是中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己从车战演变到骑兵,马的身价,也就愈来愈高。传说中的相马专
家是伯乐,事实上,这种专家是很多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就提到十个相马家;《史
记》(日者列传)也提到“以相马立名天下”的人氏,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这
部《相马经》竟用来给死人陪葬,它在当时,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读了这部书,我们不
得不惊讶:古人对马,原来是这样不马虎!
搜寻亡佚
  另一个现代的观点是被埋没的古书的广为流传。中国历代的战乱不断,图书上的损失,
早已无法细计,不论无意的被焚于兵祸,还是有意的聚毁于七塔,对文化而言,自属有害无
益。今天我们得现代印刷术之便,实在应该把这些被埋没了的古书,尽量予以亮相,以免及
身而绝〔注二〕。过去有心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出版“丛书”。
  “丛书”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这部书成于宋宁
宗嘉泰元年(一二○一),距离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
  七百八十多年来,从事文化出版的人,辑印丛书的种类很多,但是专辑近著搜寻亡佚的
,除了光绪年间潘祖荫的《功顺堂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实
不多见。尤其赵之谦的丛书中,收有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未》一卷,更可看
出辑刊者的历史眼光。
  宋朝以来,因为受印刷技术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只能影刻,直到清末,还是如此。
陈三立的《黄山谷集》、端方的《东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但因影刻太贵,且产
生窜易首尾节略翻刻的缺点,给了人们不良的印象。现在印刷术进步了,并且超过了商务印
书馆《四部丛刊》、《古逸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水准,所以现在为被埋没
了的古书,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寻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责无旁贷了。
现代分类
  由于过去的通病是儒家挂帅下的四部分类,古书所遭遇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这种挂帅
和分类不打破,中国的古书情况必将永远陷在不均衡的畸形里、陷在比例不对的悬殊里。所
以,用现代的观点处理古书,必须首先把儒家挂帅四部分类的错误予以矫正,把所有古书,
重新估定,该拉平的拉平、该扶起的扶起、该缩小的缩小、该放大的放大、该恢复的补足该
重视的给它地位〔注三〕。这种重新估定之下,整个中国文化遗产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
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再用现代方法去“新瓶装旧酒”,古书才不止是古书,才有现代的
意义〔注四〕。在现代意义的光照下:许多古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
许多古书,古人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余味无穷。如今我们处理古书,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
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
重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
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
解决难读的问题
  除了现代分类外,如何解决读得懂古书的问题〔注五〕,也是现代的观点中不能忽视的
事。中国古今语文上的变化,差距很大,《尚书》中的文告,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难的
文言了;《论语》中的对话,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书的文字语言
,对现代的中国人说来,有时比外国文还恐怖。这一现象,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提出来讨论
了。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写《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就指出:
  诸君对于中国旧书,不可因“无用”或“难读”这两个观念,便废止不读。有用无用的
标准本来很准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
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至于难
读易读的问题呢,不错,未经整理之书,确是难读,读起来没有兴味或不得要领,像是枉费
我们的时光。但是,从别方面看,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功夫,拔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
,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
  所以我希望好学的青年们最好找一两部自己认为难读的书,偏要拼命一读,而且应用最
新的方法去读它,读通之后,所得益处,在本书以内的不算,在本书以外的还多着哩。现在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读古书的能力更不如前,时间也不如前了。所以,有心人处理古
书给现代的中国人,必须兼顾到现代人的读书能力,精挑细选之后,必要的解题、注释、翻
译,也该尽量齐备〔注六〕。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
  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有关古书的重点、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心得和认识,王荣文和我,
经过多次的交换意见和反复讨论,决定在《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成功后第四年的今天,推出
一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注七〕。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构想,部分接近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鹗(CharlesW.Eliot)
的《哈佛丛书》(The Harvard Classics)。《哈佛丛书》长五英尺,又名,《五呎丛书》
(Five Foot Shelf of Books),是用五英尺长度的精装书,把西方古典名著,收入精华。
由于中国古书大多,在性质上也与西方互异,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在编选方面,自
然独有它的特色。我们决定按照现代图书分类,精选出两百种古书〔注八〕。每种“加工”
以后,也以五英尺的长度〔注九〕,精装起来〔注十〕,配上图片〔注十一〕,贡献给现代
的读者。我们用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把中国古书做一次彻底的、划时代的处理,用
现代的观点、现代的印刷术、现代的出版企划,把它们带到现代的中国人面前。
  我们希望,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使现代的中国人,能够多少知道做
为中国人应有的条件是什么、多少知道祖宗们的遗产是什么、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可以入宝山
而不空手。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对我们并非高不可攀。
  我们相信,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把现代人看古书的问题,得到满意
的一次解决。有了这部大书,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华尽收眼底;你可以纵横左右,把
多样遗产罗列手边。你可以从古典中寻新义;从旧籍里找时潮;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了解
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
  做为一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中国人,我想逢今之世、处此之岛,没有人比我
更适合做这一件大事了;也没有人比王荣文更适合推动这一出版计划了。我们高兴在我们的
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部大书,相信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会和我们一样高兴。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在台湾写
  ---------
  〔注一〕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又注意版本又注意内容的特色,我举一个例。我收
进了顾炎武的《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在这个全集性总名下,我选的是《日知录》,但我用
的《日知录》版本,却是一九三二年张继搜集得到的“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其中有“胡服
”等文字,这是一般《日知录》所没有的。所以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用的版本,是
注意版本又注意内容的。这类特色,是很不容易的。为了达到这些好效果,有的版本,我甚
至商请所有者特别同意我使用,桂冠图书公司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几种书,就是赖
阿胜特别同意的。我要谢谢他。
  〔注二〕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就收有李敖珍藏的绝世稿本《秋审小看》,这是
它第一次与世人见面。
  〔注三〕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尽量表扬被压扁的异类思想,特别注重中国古书
中的多样性、独创性与个性。因此,作者群中,入狱的、杀头的比例也颇大,这是一个必要
的义举。-点燃旧日的火种,加添今后的光明,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至于纯属个人
的一些感情泛滥的集部书,我有意缩小它们的比例。
  〔注四〕把难以分类的古书,纳入现代分类,是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一大特色
。为了使中国人对中国书有鸟瞰式的了解,所以在总类方面特别加强(我为加强中国人对图
书分类的认识,特别以《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做为分类的总代表,当然在体积上
,“长虫吞不了象”,是不能收入的);又因为中国人读书,缺乏方法上的讲究。所以在方
法学方面,特别着力。
  〔注五〕俞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能读古书的人,他在《古书疑义举例》里,却描写了古
书是多么难读。他说:“夫自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
两汉之书,譬如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夫自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自
竹简而嫌素、而纸,其为变也屡矣。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如闻人言笋
可食,归而煎其箦也!嗟夫,此古书疑义所以日滋也欤?”
  〔注六〕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尽量以实用的解题、注释、翻译为原则,酌量收
入。现代人每以注释为读古书的要件,其实注释不一定全对读者有益。像《论语》、《孟
子》,读了朱熹的注释,反会堕入宋儒理学的魔障,这说明了注释不当,反倒有害。
  〔注七〕书名《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谓名著,除了一般的意义外.也包括特定的意
义;凡是推定可成为名著的,也酌量选人。这是因为古书中,有的的确被埋没了、被不合理
的埋没了。清朝李慈铭说得好:
  “网罗散逸,卤拾丛残,几于无隐之不搜、无微之不续,而其事遂为天壤间学术之所系
,前哲之心力,其一二存者得以不坠。”为了使“一二存者得以不坠”,所以用的名著标准
,比较有弹性。还有,在名著的去取上,我有大刀阔斧的气魄,去取之间,不受传统的名著
的认定方式。例如我选深的书,所以浅的《三字经》等名著不选;我选原本的书,所以选本
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名著不选;我选精审的书(如《呻吟语》),所以粗劣
的《菜根谭》等名著不选。有的书,在去取上,也有割爱的,例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我终于嫌它缺乏独立见解,还是不选了。总之,这些去取之间的苦心与调济,只有全面的、
非常的专家才能识货、才能惊叹。一般对中国古书似知非知的人,难免会有点议论,我是不
重视的。至于古书真伪问题,我虽然选入胡应麟《少室山房全集》、姚际恒《庸言录》中辨
伪的文献来提醒大家注意,但对一些可疑的书,能够取其内容而不取其时代,把它们看成“
反正是古代中国人写的”,倒也四通自在。因此我选《晏子春秋》、选《列子》等等,都有
反对因噎废食的意思。
  〔注八〕古书入选标准,以一九一二年为下限(偶有例外,也是记事在一九一二年前的
,像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是);以一人一书为原则(所以只能说是割爱,不能说是遗漏
。此外.也有两人“共家”的书出现。如程颢程颐的《二程全书》;也有以辑佚刊印者挂名
的一堆书出现,如叶德辉的《双梅景暗丛书》。所以,这会《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作者不
止二百人,书也不止二百种);作者不明确的,从俗标注(当然过分荒谬的,如黄帝作《内
经》等,也只好以佚名处理);作者有时不明确,也是古书的一大特色。古人没有著作权观
念,不但没有,还喜欢把自己的作品,射在别人头上,这种作者叫“箭垛式作者”。“箭垛
式作者”有时以一个人代表一个学派(像管仲之于《管子》)、有时以一个人代表集体创作
(像施耐庵之于《水浒传》),都不可拘泥就是;作者明确的;书名尽量采用作者死后的总
集名目(像收入章炳麟的《国故论衡》,但目录上却用《章氏丛书》等是);但是生前有总
集性质的书名,虽然包罗不全,我也尽量把以后的出版品来个总归户,归到这个书名下(像
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等是)。
  〔注九〕因为要在五英尺长的书里收入两百种古书的槽华,所以有的能全书收入、有的
只能收入部分,古书这么多,有的自难免有迫珠之憾。但是不论怎么收,都以“精华”为准
。一个人的作品或一部书的内容,如果涉及的项目多元的时候,尽量就多元中最有特色的部
分,做为分类依据,但是虽然分类从严,但是选入却从宽,因为古书的性质本来就很含混,
若从严选人,必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注十〕古书的处理,由于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在规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时代要求
,线装薄面也好、绸函丝订也罢,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艺。都不应该再予以考虑。在国际标准
的图书馆中,甚至平袋书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们怎么能再抱残守缺,开时代倒车?所以无
须采用旧式装订的方法,自无疑义。
  〔注十一〕在《中国历史演义全集》中,我配上图片,并且把每张图片加上活泼的说明
,很受欢迎。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也同样处理。图片中有的得来之不易,非细心而识
货的中国人,就很难看出来。以配图中徐谓(文长)《青天歌卷》的首尾为例,《青天歌
卷》在一九六六年江苏吴县东角直地方曹澄墓中出土。纸本,纵三一·六公分,长二○三六
公分,共七十四行。卷首有“许宝善印”、“竪竪(下为石,不会打)子”收藏章。卷后盖
有“天池山人”、“青藤道上”章。这种十多年前才从坟里挖出来的文献,都被我用到了,
这种“绝活”,总该令人绝倒吧?
〔后记〕
  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内容,林明德(辅仁大学中文系教授)、詹宏志、李传理
(远流的两位干将)提供我不少的好意见,我要特别谢谢他们(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李
敖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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